黎明前的時刻也是夜間最黑暗的時刻。同樣，幾乎是在2000年前，《光輝之書》的作者寫道，在人類精神的覺醒之前的時刻，也將是人類歷史最黑暗的時刻。自Ari（《生命之樹》的作者，生活在16世紀）的時代開始，數世紀以來，卡巴拉學家們就一直在他們的著作中聲稱，《光輝之書》所指的時刻就是20世紀末。他們稱其為“最後的一代”。 他們並不是在說我們會在某一個預示著世界末日的可怕事件中會全部消失。在卡巴拉科學中，“一代人”指的是一種精神狀態。“最後的一代”就是指可以達到的最後的、最高的精神狀態。而且卡巴拉學家稱，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21世紀初——正是可以看到人類向精神世界攀升的一代出現的時期。 但這些卡巴拉學家還聲稱，由於即將發生這種變化，我們就不能再繼續走我們在進化過程中一直走的那條老路。他們指出，時至今日，如果我們想不斷成長，那麼就需要做出一個有意識的、自由的選擇。 萬事開頭難。這個“最後一代”的興起，自由選擇的產生，並不是一個輕鬆的過程。直到近來，我們還一直在忽略精神層面，仍在較低的接受的願望層次——說話的層面上——進化著。然而，如今精神的記錄/基因（Reshimot）（也可以將其稱為精神的基因）已在數百萬人的身上顯露出來，甚至要求在現實的真實生活中被實現。 當這些記錄/基因（Reshimot）剛剛出現在我們身上時，我們仍然缺乏和它打交道的適當方法。它們就像一項有待於我們去學習和掌握的新技術。因此，我們在學習期間試圖用我們舊的思維方式去實現這種全新的記錄/基因（Reshimot），這是因為那些舊的方式已説明我們實現了我們那些更低階段的記錄/基因（Reshimot）。然而，那些老套的方法不足以應對這些新的記錄/基因（Reshimot），因此由於我們未能完成它們的任務，這就致使我們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空虛與沮喪之中。 當這些記錄/基因（Reshimot）浮現在某一個人的身上時，他或她就會開始遭受挫折，隨後會感到沮喪，直到他或她學會如何同這些新的接受的願望打交道為止。借助卡巴拉智慧，我們通常能夠渡過最初的難關，這是因為就像我們在第一章中所講述的那樣，卡巴拉當初就是為了應對這種精神的記錄/基因（Reshimot）而被創立的。 然而，如果一個人找不到這種正確的解決途徑的話，那麼他或她就可能會為回避這個問題而要麼醉心於工作，也要麼可能會病急亂投醫，而用其他不恰當的方式來壓制這個新出現的接受的願望引發的事端，想方設法逃避這種無法治癒的疼痛。 從個人的層面上來講，這樣一種狀態令人非常痛心，但它還不至於引發可能動搖社會基礎的嚴重問題。然而，當這種精神的記錄/基因（Reshimot）在相同的時間裡同時出現在幾百萬人的身上時，尤其是如果它帶來的問題同時發生在許多國家，那麼一場全球危機便會處於一種一觸即發的狀態。而這種全球危機呼喚著一種全球性解決方案的出現。 顯然，人類今天正處在一場全球危機之中。在美國，抑鬱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蔓延，而其他發達國家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裡。2001年，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報告稱：“抑鬱是美國及世界各地人群中殘疾病的主要原因。” 現代社會的另外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到處氾濫的吸毒現象。那些毒品以前並非沒有人用過，但過去它們主要是被用於製藥行業，有的則被用在宗教儀式上。然而，到了今天，越來越多年紀輕輕的人都開始濫用毒品。由於社會上感到空虛的年輕人越來越多，而為了緩解空虛，他們就開始吸食毒品。而且因為抑鬱症愈加嚴重，所以吸毒現象及與毒品相關的犯罪行為也在不斷滋長。 危機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家庭危機。家庭過去通常都被視為一個穩定、溫暖且能為人們遮風擋雨的地方，可現在卻不是了。根據國家健康統計中心（美國）的統計數字，每兩對已結婚的夫婦中，就會有一對離婚，這個數字也大致適合於整個西方世界。 除此之外，過去夫婦兩人在經歷一次重大危機或出現長期的性格不和時，雙方才會決定離婚，可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同了。時至今日，即使是50或60多歲的老夫妻，一旦孩子們長大成人後離開家庭，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便無法找到繼續在一起過日子的理由了。由於他們的收入有了保障，他們並不擔心到了這把年紀還要離婚，開始自己新的家庭生活。而早在幾年前，這種舉動還無法接受。我們甚至給它起了一個很合適的名字：“空巢綜合征”。可底線卻是一旦孩子們離開家庭，老人們就決定離婚。由此可見，這些老人們之間缺乏相互關愛，一旦自己的孩子獨立生活了，家中也就沒有什麼能夠維繫他們婚姻的了。 而這是真正的空虛：愛的缺失。如果我們都能夠牢記，一種渴望給予的力量創造了我們，那麼我們可能會有一個需要經過努力奮鬥才能獲得成功的機會。記住了這一點，我們至少會知道從哪裡開始尋求解決途徑。 這場危機不僅具有普遍性，也有多面性，而這讓人類更加難以應對。危機幾乎發生在人類涉及的每一個領域：個人領域、社會領域、經濟領域、國際領域、科學領域、醫藥領域及氣候生態領域。例如，僅僅在幾年前，全球氣候還不存在任何大的問題，無論誰去寫有關氣候的文章，都不會用“危機”之類的字眼。然而到了今天，我們卻都需要瞭解氣候的常識，對全球氣候有了一種危機感。今天的熱門話題是氣候變化、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及新的颶風季節來臨。 傑佛瑞·林恩曾於2005年11月20日在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大融化》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林將地球的狀況戲稱為“冰雪大融化”。林恩的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冰雪大融化：如果格陵蘭島的冰蓋融化，全球的災難將接踵而至”，副標題為：“現在科學家聲稱它正在以出乎他們意料的速度消失。” 而氣候並不是蟄伏於地球之上的唯一災難。2006年6月22日出版的《自然》雜誌刊登了加利福尼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稱，聖安德莉亞斯（加州城市）的地質斷層現在正醞釀著一場“大地震”。加利福尼大學的斯克利普斯海洋學研究機構的尤裡·菲爾科稱（Yuri Fialko）：“斷層潛藏著巨大的地震危險，它很可能引發另外一場大地震。” 當然，即使我們僥倖地躲過暴雨、地震、不斷上漲的海水等危險，卻總有一些恐怖分子在提醒我們，我們的生命可能要比原想的短暫得多。 還有健康方面的問題，也需要引起我們的極大關注：愛滋病、禽流感、瘋牛病；當然還有一些痼疾：癌症、心血管病、糖尿病。我們可以在此羅列的還有很多，而到現在為止，你可能已經明白了要點。即使其中的一些健康問題不是新出現的問題，但我之所以在這兒提及它們，是因為它們正在全球快速地蔓延。 中國古代一句俗話稱：“甯為太平狗，不做亂世人”。我們這個時代的確很混亂，但我們還不一定“甯為太平狗”。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就是《光輝之書》中所描寫的人類黎明前的黑暗時期。現在，讓我們看一看是否有一條解決的途徑。 借助四個步驟營造一個勇敢的新世界 改變世界只需要完成以下四個步驟：       1. 承認危機；       2. 發現為什麼危機會存在；       3. 確定最佳的解決方案；       4. 制訂一個化解危機的計畫。    讓我們來逐一地檢驗它們。 承認危機 我們中間之所以還有不少人至今仍未意識到有一場危機存在著，原因有幾個。政府與跨國公司在應對危機方面本該身先士卒，可相互衝突的利益卻妨礙他們之間的積極協作和有效地應對危機。此外，我們絕大多數人依然沒有感覺到這個嚴峻的問題正在以各種個人的方式威脅著我們，因而在問題變得更加嚴峻之前，我們都抑制著及早應對它的迫切需求。 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則是我們忘記了過去，我們的健忘症將昔日這類危險的狀態都拋在了腦後。出於這種原因，我們無法正確評判我們的形勢有多危急。這並不是說大災大難在以前從未發生過，而是說今天在我們人類的各條戰線同時出現了危險，在人類生活的每一個方方面面，在世界各地都呈現出危機四伏的態勢。從這種意義上來講，我們這個時代可謂很獨特。 發現為何危機會存在 當兩種元素發生碰撞，而且能量超強的元素壓倒性地戰勝能量較弱的元素時，危機就產生了。我們發現人類的本性——自私自利——與自然的利他主義法則背道而馳。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感到憂傷、失意、沮喪和缺乏安全感的原因。 簡而言之，危機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在外界。即便它看起來確實佔據著物質空間，可它卻發生在我們自身之內。這場危機是良善(利他主義)同邪惡（利己主義）之間展開的生死搏鬥。在真正的現實之中，我們不得不去扮演這個壞人（我們是這一切危機的災難的根源）的角色，這該多麼令人難過啊！然而，我們不要失去希望，就像在所有偉大的戲劇當中，一個幸福的結局在等待著我們一樣。 確定最佳的解決方案 我們越多地認識到這場危機發生的根源是我們的利己主義的自我，我們就將越多地瞭解我們自身及我們的社會需要做出哪些變革。這樣一來，我們將能夠緩解危機，給整個人類社會和生態帶來一個積極的、建設性的結局。我們在探討選擇的自由這一觀念時，將更深入地論述這種變革。 制訂一個化解危機的計畫 一旦我們完成了前三個步驟，我們便可以制定出一個更加詳盡的計畫。然而，如果離開了國際機構的積極支援，再好的計畫也無法獲得成功。因此，這個計畫必須建立在廣泛國際支持的基礎之上。這些國際的支持主要來自於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思想家、政治家，以及聯合國，以及那些有巨大影響力的媒體和社會機構。 其實，由於我們從接受的願望的一個層次發展到另外一個層次，因此現在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對於精神層面的接受的願望而言都算是第一次發生。而如果我們牢記自己就在這個層面上的話，就能夠將那些已達到精神世界的人們所獲得的知識為我們自己所用, 就像我們在利用目前掌握的科學知識處理這個世界的事情一樣。 那些已經達成精神世界——即我們這個物質世界的根源——的卡巴拉學家能夠看到造成這種狀況的記錄/基因（Reshimot）（精神之根），而且能夠指導我們從精神世界的根源處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依靠這條途徑，我們便可以輕鬆、快捷地化解危機，這是因為我們將認識到為什麼會發生那些事情，以及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來應對它們。不妨用這種方式去考慮它：如果你知道真有人能預測明天彩票的開獎結果，那麼你在押注時難道不希望將他們爭取到你這一邊，來為你出謀劃策嗎？ 這兒沒有什麼魔法可言，有的只是有關精神世界的遊戲規則的知識。在卡巴拉學家看來，我們並沒有身處一場毀滅性的危機之中，我們只不過有些迷失方向，因而在押注時一直押錯了號。倘若我們找到了正確的方向，解決這場（其實並不存在的）嚴峻危機將易如反掌。就像買彩票中獎那樣。卡巴拉智慧之美就在於它沒有版權，它屬於全人類，屬於每一個人。 …

一段古老的祈禱      上帝啊！請賜予我去改變我所能改變的東西的力量，請賜予我接受那些我不能改變的東西的勇氣，也請賜予我對這兩者進行辨別的智慧。 在我們自己的眼裡，我們都是獨特的、能獨立行為的個體。這是所有人的一個普遍特徵。想一想，人類經歷了數個世紀的戰亂，只為獲得我們今天所擁有的這個有限的自由。 然而，當自由被剝奪時，我們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世上沒有任何一個會願意被束手就擒的生物。反抗任何形式的征服，是生物的一種天性。然而，即使我們懂得所有的生物都應該自由，也不敢保證我們能懂得自由到底意味著什麼，或者懂得它是如何與人類利己主義的自我的改正的過程相聯繫的。 如果我們就自由的意義捫心自問，我們可能會發現，當我們問完自己這個問題時，我們目前的有關自由的想法很少能站得住腳。因此，在我們能夠談論自由之前，我們必須知道做一個自由之人真正意味著什麼。 為了弄明白我們是否理解自由，我們必須審視自我，看一看我們是否能夠自願地做出哪怕一項自由的舉動。因為我們這個接受的願望在不斷地增強，我們總被驅使著去找到一種更好的、回報更豐厚的生活方式。然而，由於我們身陷一場無休止的殘酷的競爭當中，我們在自由這件事上別無選擇。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這個接受的願望是所有這些麻煩的禍根，或許有一種控制它的方法。如果我們能夠這麼做，或許我們能夠控制住這整個的激烈競爭。否則，在缺乏這種控制的情況下，甚至在這場遊戲還沒有開始之前，我們看起來就已經輸了。 但如果我們成了輸家，那麼誰又會是贏家呢？我們在同誰或什麼進行競爭呢？我們打理自己的事務，仿佛各項事務都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決定。但果真如此嗎？放棄努力改變我們的人生的那種做法，只是隨波逐流地生活，難道不是更好一些嗎？ 一方面，我們剛剛講過自然反對任何形式的征服。可另一方面，倘若我們的行為中哪怕有任何一種是自由的行為，自然卻並沒有告訴我們到底哪一種行為是自由的行為，我們又是在哪裡受到一個無形的傀儡主人的誘騙，天真地認為我們是自由的呢？ 此外，如果自然是在按照一個總體的規劃運作，這些嚴峻的問題和不確定的因素，有可能是整個規劃中的一部分嗎？或許有一個令我們感到迷失和困惑的隱秘不明的原因存在著。也許正是借助這種困惑與幻滅，傀儡的主人在告訴我們：“嘿！再看一看你打算去哪兒，如果你在尋找我的話，那你就是走錯了方向。 有些人會否認我們確實迷失了方向。然而，為了確定正確的前進方向，我們必須知道從哪兒開始尋找方向。這可以讓我們避免很多年的徒勞。我們想發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在哪兒能夠擁有獨立自主的選擇，而在哪兒不能。一旦我們認識到了這一點，就將知道哪兒是我們努力的重點了。 駕馭生命的韁繩 整個自然只遵循著一條運轉法則：“快樂與痛苦的法則”。如果創造物的唯一實質就是接受快樂的接受的願望的話，那麼唯一需要遵循的行為規則就是：追逐快樂，拒絕痛苦。 人類也不例外，這個規則同樣適用於我們人類。我們遵從這一種預先設計好的安排——它完全掌控著我們的一舉一動：我們收穫最多，卻想付出最少。如果可能的話，我們甚至想不勞而獲！因此，我們這樣在做每件事情的過程中，總是想方設法選擇快樂而逃避痛苦，即便我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甚至在我們看似做出自我犧牲的時候，我們實際上也在從這種“犧牲”之中得到比我們從當時我們所能想到的其他做法中可能會得到的快樂更多的快樂。我們之所以自欺欺人地認為我們是懷著利他的動機，是因為欺騙自己要比將真相告訴自己更舒服。阿格尼斯·瑞普勒曾經指出： “沒有哪種赤裸的事情，能比赤裸的真理更令人不快的了。” 我們在第三章中曾經談過階段二中的給予，即便它實際上和階段一是一樣的，也受這個接受的願望的驅使。它是我們每一種相互“給予”的“利他”行為的根源。 我們看到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依照“計算出來的收益率”的原則。舉個例子，通過比較得到某件有用的東西的預期收益，我計算出了這件東西的價值。如果我認為與我必須付出的代價相比，從得到這件東西中獲得的快樂要多或者遭受的痛苦要少的話，我就會告訴我“內心的經紀人”說：“買進！買進！買進！”，並為我頭腦中的華爾街交易板塊大開綠燈。 我們能夠改變我們自己優先考慮事項，接納好與壞的價值觀，甚至將我們自己“培訓”成無所畏懼的人。此外，我們也可以讓一個目標在我們眼中變得如此的重要，以至於在實現它的征途中我們碰到的任何艱難困苦都會變得渺小、不值一提。 比如，我渴望得到做一位名醫所能帶來的社會地位和豐厚的收入，我將願意在醫學院數年如一日地刻苦鑽研、勤奮努力，然後兢兢業業、不知疲倦地度過幾年的實習醫師期，希望它最終能夠在名利方面回報自己。 有些時候，我們將“眼前的辛勞到底能換取多少未來的收穫”這個小算盤打得是如此的自然，以至於我們甚至沒有意識到我們自己在不停地打著個人的小算盤。比如，如果我身患重病，而且發現只有做一種外科手術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的話，那麼我就會很高興地接受這個手術。因為即便手術本身可能會讓我感到非常難受，而且它還存在一定的風險，然而它卻沒有疾病對我的威脅大。遇到特殊的情況時，我甚至願意支付一筆相當可觀的費用，以便使自己渡過難關。 從改變社會到改變自己 自然不只“判決”我們不斷地逃避痛苦，不停地追逐快樂，它也拒絕賦予我們能夠決定自己想要哪種快樂的能力。也就是說，我們無法控制我們的接受的願望，而且接受的願望在既沒有徵求我們意見也沒有事先告知我們的情況下，就會閃現在我們的腦海中。 然而，自然不但創造了我們的接受的願望，而且還為我們提供了克制接受的願望的辦法。如果我們還記得我們都是亞當靈魂的組成部分，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明白克制自己接受的願望的方式，就是努力去影響整個靈魂，也就是全人類，或者至少努力地去影響人類的一部分。 讓我們這樣來看待它：如果一個單一的細胞想向左走，而全身的其他所有細胞都想向右走，那麼這個細胞就不得不向右走。這也就是說，除非這個細胞說服全身，或說服絕大多數細胞，或身體的“政府”，讓它們相信向左走更好；否則的話，這個細胞只能服從。 這樣一來，即使我們無法控制我們自己的接受的願望，社會卻能控制它們，而且也的確在控制著它們。而因為我們自己能選擇社會，因而我們就能夠選擇我們覺得將會對自己產生最好影響的那種社會。簡而言之，我們可以用社會的影響來控制我們的接受的願望。而通過這種方式控制我們自己的接受的願望，我們就能控制住我們自己的思想和思想引發的最終行為。 大約在2000年前，《光輝之書》已經論述了社會環境的重要性。從20世紀起，這種我們為了生存而相互依賴的情形愈加變得明顯，有效利用我們的這種社會依賴性對精神進步至關重要。卡巴拉學家耶胡達·阿斯拉格在他的許多著作中，都傳遞了“社會的極其重要性”這一資訊。如果我們能夠把握他的思想脈絡，我們就將明白其中的原因。 阿斯拉格聲稱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每個人最偉大的接受的願望，就是得到別人的讚賞，贏得他們的認可。它不但給我們一種自信感，而且認可了我們最寶貴的東西——我們的自我。得不到社會的認可，我們便會感到社會忽略了我們的存在，而這種情形是利己主義的自我最無法容忍的。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為了引起別人的關注，常常會走極端的原因之所在。 而由於我們最大的接受的願望就是贏得社會的認可，因此我們被迫適應（而且接受）我們所處環境強加在我們身上的規則。這些規則不僅決定著我們的行為，而且還規劃了我們思考及應對每件事情的態度和方法。 這種境況使得我們無法去選擇任何事情——從我們的生活方式到我們的興趣愛好，到我們如何打發自己的自由時間，甚至我們吃的食品和穿的衣服，都不是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此外，即使我們在穿衣打扮方面做出某種反潮流的選擇，或者做出對時尚毫不理會的選擇，我們依然是在選擇對一種社會禮儀漠然置之。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選擇去忽略的那種時尚原本就不存在的話，我們就根本不必去忽略它，我們可能會選擇另外一種不同的著裝規範。最終我們發現，改變自我的唯一方式，就是改變我們所處的環境的社會準則。                                       …

然而，如果我們只不過是我們自己所處的環境的產物的話，而且如果我們在做什麼、思考什麼及渴望什麼等各個方面都沒有真正的自由，那麼，我們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嗎？而如果我們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誰會對其負責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首先我們必須瞭解那那些塑造了我們的四大要素，以及我們如何利用它們來獲得自由的選擇。根據卡巴拉智慧，我們由四大要素控制著：        1. 基礎，也被稱為“第一物質”；       2. 基礎中那些不變的特性；       3. 那些通過外部力量能夠改變的特性；       4. 外部環境中的變化。    讓我們看一看這四大要素中的每一個要素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基礎，也被稱為“第一物質”； 我們的不變的本質被稱為“基礎”。我可能會幸福、傷心、沉思、憤怒，我可能會獨處，也可能會與人相處。無論心情怎樣，無論生活在什麼社會，基礎的“我”卻永不改變。 為了理解這四個階段的概念，讓我們思考一下植物的枯榮過程。我們不妨想像一株小麥。當作為種子被播下的一粒麥子發芽時，它完全失去了它的形狀。但即使它原來的形狀全然不見了，從那粒種子裡萌發出來的也只能是一棵新的小麥苗，而不會是其他任何東西。這是因為其基礎並沒有變化；這顆種子的本質依然是麥子。 基礎中那些不變的特性 就像這種基礎是不變的，就像麥子總會生出新的小麥，小麥種子的這種生長方式也是不變的，一棵麥苗在這個新的生命圈中可能會生出更多棵麥苗，這些新麥苗的數量與品質可能會發生變化，但就其基礎本身而言，也就是以前那粒麥子的實質將保持不變。簡而言之，其他的植物無法從一粒麥種裡面長出來，而一粒麥種裡面只會長出麥苗，而且所有的麥苗從它們發芽的那一刻到它們枯萎的那一刻，都將經歷一個同樣的成長過程。 同樣的道理，人類的子子孫孫都要經歷一個從嬰兒到成熟的同樣的成長過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或多或少）知道孩子何時應該開始學習何種技能，他何時可以開始吃某種食物，離開了這種固定的模式，我們便無法描繪出人類的嬰兒或其他任何事物的成長曲線。 那些通過外部力量可以改變的特性 即使種子依然是同一類種子，然而在諸如陽光、土壤、肥料、濕度及雨水之類的環境的影響作用下，它的外形則可能變化。在這種情形下，儘管這類植物依然是麥子，但它的“包層”，及小麥本質的特性，能夠通過外部因素而被改變。 同樣，即使我們自己（基礎）保持不變，然而我們在和他人相處時，或者在不同的境況中，我們的心情都會發生變化。有些時候，倘若環境的影響非常持久，它不但能改變我們的心情，甚至能改變性格。然而並不是環境製造出我們身上的這些新的特點，而是和某類人相處會激發我們本性的某些方面，促使它們變得比以前更為活躍。 外部環境中的變化 影響種子生長的那種環境本身，也要受諸如氣候變化、空氣品質、附近的植物之類的外部因素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在暖房中種植植物，並且人工給土壤施肥。我們在努力去為植物的成長創造一個最好的環境。 在我們人類社會中，我們不斷地改變著我們的環境：我們給每種新產品做廣告，選舉政府成員，上各類學校，和朋友共度快樂時光。由此可見，為了左右我們自己的成長，我們應該學會選擇同哪類人交往，而最為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確定誰是我們應該尊重的人。就是他們能給我們帶來最積極的影響。 如果我們希望得到改正，既由利己主義者變成利他主義者，那麼我們就需要知道什麼樣的社會環境的變化能促成這種改正，從而順應這些社會變化。靠著這最後一個要素——外部環境中的變化，我們重新塑造著我們的本質，改變著我們基礎的特性，從而註定了我們的命運。也正是在這裡，我們擁有了選擇的自由。                                           …

雖然我們不能決定自己的基礎的特性，但我們仍然能夠通過選擇自己的社會環境來影響我們的生活和命運。也就是說，因為環境可以影響那些基礎的特性，所以我們多少可以通過一種有助於實現我們目標的方式來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進而決定我們的未來。 一旦我們選擇了自己的前進方向，並且營造出一種促進我們朝著方向前進的環境，我們便可以把社會當作加速我們進步的一個助推器。比如，如果我想賺錢，那麼我可以讓許多想賺錢的人走進我的生活，可以開始談論錢並為賺錢而努力。這將激勵我也去努力賺錢，並將我的頭腦變成一個滿是賺錢項目的工廠。 這裡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如果我超重了，並且想改變這一點，最便捷的辦法就是多和那些想著、談論著並相互鼓勵著去減肥的人們交往。實際上，我能做的遠不止是借助同這些人的交往去創造一種良好的環境；我可以靠讀書、看電影及閱讀雜誌上的文章，來強化那種環境的影響，任何能夠增強我的減肥接受的願望的方式都能奏效。 一切皆在環境中。匿名戒酒互助社（AA）、戒毒機構、想減肥的胖子協會，這些都可以被當成是借助社會環境力量幫助那些人們實現自己無能為力的目標的實踐案例。 倘若我們能夠正確地利用我們的環境，那就能夠實現做夢都不敢想的偉大目標。而最好的是，我們會覺得自己似乎沒費什麼勁就實現了目標。 物以類聚，鳥以群分 在第一章中，我們探討了“形式等同”的原理，同樣的原理在這兒也適用，只不過是在一個物質層面上。比較相像的人們呆在一塊兒的時候會感覺比較舒心，這是因為他們有同樣的接受的願望和同樣的思想。我們都知道長著同樣的羽毛的鳥兒喜歡聚集在一塊兒。而我們可以把這個過程逆轉過來。借助選擇我們想要成為的群體，我們便可以確定自己最終會變成哪種類型的鳥。 這種追求精神境界的接受的願望同樣也不例外。如果我想達成精神世界，而且想增強自己對更高的精神世界的渴求，那麼我只需要結交合適的朋友，選擇合適的書籍和影片。剩下的就由人的天性來實現了。如果一群人決定要像創造者那樣，那麼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他們前進的，甚至創造者也無法阻止他們。卡巴拉學家將這種情況被稱為“我的兒子們擊敗了我”。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還沒有看到千千萬萬的人們爭先恐後地奔向精神領域的情形呢？這兒有一個關鍵點：只有當你達到更高的精神世界時，你才能夠感覺到它們。可問題就是在沒有看到或感覺到某個目標的前提下，我們又很難真正去渴望它，而且我們已經知道如果對任何事物缺乏強烈的接受的願望的話，那就很難獲得它。 接下來不妨用這種方式來考慮一下：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所渴望的一切，都是某種外部影響作用於我們的結果。倘若我們喜歡比薩餅，那是因為我的親朋好友、我的父母、電視、某件事或某個人向我講述了它是多麼美味。倘若我想成為一名律師，那是因為社會給我一種做律師能夠得到豐厚回報的印象。 然而，在我們的這個社會中，我從哪兒能發現某件事情或某個人可以告訴我變得像創造者那樣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呢？此外，倘若社會上並不存在這樣的接受的願望，它如何能在突然之間在我內部出現呢？難道它是從天而降？ 不，它並非從天而降；它源於在我們的接受的願望內部的記錄/基因（Reshimot）。這是一種對未來的記憶。讓我解釋一下。翻回第四章，我們曾說過記錄/基因（Reshimot）是記錄，是當我們從前處於精神階梯上的某個更高的階段時的記錄，它被作為記憶刻在了我們自身的內部。這些記錄/基因（Reshimot）聚集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並且一個接一個地浮現，每一種Reshimo都會激發起關於昔日狀況的新的或更強烈的接受的願望。 此外，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曾經處在精神階梯的更高的階段過，所以我們都會感到對返回到那些精神狀態（當體驗它們的時刻已經到來）的渴求——即接受的願望的精神層面。這就是為什麼記錄/基因（Reshimot）是我們對自己未來狀況的記憶。 鑒於此，這個問題不應該是這樣：“我怎麼會對環境並沒有推薦給我的某種東西產生渴望呢？”我們反倒應該這樣去問：“一旦我產生了這種接受的願望，我如何能夠更加充分地利用好它呢？”而答案非常簡單：就像對待你想成就的其他任何事情那樣去對待它——思考它、談論它、閱讀它、歌唱它。盡你所能來讓它變得重要，這樣一來你的進步就會加速。 在《光輝之書》中，有一則令人感動的真實故事。這則故事的主人公是偉大的卡巴拉學家喲西·本·基斯馬（Yosi Ben Kisma）。有一天，另外一個鎮子的一位富商來找這位德高望重的喲西老師，許諾幫助他搬遷到他們的鎮子去，並在那兒開一所至聖所，讓鎮上渴求知識、智慧的人們有一個學習的場所。富商解釋說，他之所以遠道而來邀請喲西老師，是因為自己的鎮上連一位智者都沒有，而且鎮子也急需精神導師。毋庸贅言，這位富商向喲西老師承諾說，鎮上的人們會慷慨地滿足他的個人需求及教學需求。 可讓這位富商大為吃驚的是，喲西老師明確地謝絕了他的盛情邀請，並告訴富商說，無論如何他也不會搬到一個沒有其他智者生活的地方。感到不安的富商極力爭辯說，他是這一代人中最偉大的智者，他不必向其他任何人學習。 “除此之外，”富商說，“既然你們這兒已經有不少智者，而我們鎮上甚至連一位智者都沒有，那麼你搬到我們鎮子上，教育我們的民眾，無疑是在提供寶貴的精神服務。這對豐富整個一代人的精神發展來說，必將是一個重大的貢獻。難道偉大的老師不能考慮一下我的邀請嗎？” 喲西老師聽了富商的這番話，明確地回答說：“如果整日生活在那些愚笨的人們中間，甚至連一個最明智的智者也會很快變得愚笨的。”由此可見，並非喲西老師不想幫助富商所在的鎮子上的人們，而是他非常清楚：一旦離開了一個可以提供幫助和支持的環境，他將會遭受雙重損失——既沒有很好地啟蒙自己的學生，還將喪失自己的精神水準。 不是無政府主義 前面所講的內容可能會讓人誤以為卡巴拉學家是無政府主義者，為了推動以精神為導向的社會的建立，想要去干擾妨礙現有的社會秩序。沒有比這種理解離真理更遠的了。 卡巴拉學家耶胡達·阿斯拉格非常清楚地解釋說，人類是屬於社會性的生物，而且任何一位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將證實這一點。換句話說，我們除了生活在社會之中，沒有其他選擇，因為我們都屬於一個共同的靈魂的一部分。很明顯，我們也必須順應自己所生活的社會的制度，關心社會的福利。達到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遵守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制度。 然而，阿斯拉格也指出，在任何並不涉及社會的情形中，社會沒有權力，也沒有正當的理由去限制或壓制個人的自由。阿斯拉格甚至毫不客氣地稱那些曾這樣做的人們為“罪犯”，並直言不諱地強調說，一旦涉及個人的精神發展，自然也不能強迫個人去順從大多數人的接受的願望。恰恰相反，精神成長是每一位，也是是我們中間的所有人的責任。這樣一來，我們不但在改善著自己的生活，而且在改善著全人類的生活。 我們迫切需要瞭解我們對生長在其中的社會應盡的義務，同我們對自己的精神成長之間的分隔線。知道在哪兒劃這條分隔線，並且明白如何促進這二者的共同進步，這將讓我們避免很多對精神領域的誤解和困惑。人生的法則應當簡單明瞭：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要遵守社會的法律法規；在精神生活中，我們都自由自在地自己在進化。實踐證明，個人的自由只有通過選擇一個其他人都不能干擾的精神發展的環境才能獲得。                                                   …

沒有哪種接受的願望或品質自然地是邪惡的，而是由於我們錯誤地利用它們，才讓它們變得邪惡。古代的卡巴拉學家們已經指出：“嫉妒、欲望和對名譽的追求將一個人帶出這個世界”，這意味著走出我們這個物質世界，並進入精神世界。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已經明白嫉妒導致競爭，而競爭產生進步。而嫉妒引發的結果，遠不止技術進步或其他物質的收益。卡巴拉學家耶胡達·阿斯拉格在其《光輝之書》的序言中一文寫道：人類能夠感覺到他人，因此會感到缺乏他人所擁有的那一切。這樣一來，他們的心中就充滿了嫉妒，想得到別人擁有的那一切，而且他們擁有得越多，就會越感到空虛。最後，他們想吞掉整個世界。 最終，嫉妒將使我們只有最終變得和創造者本身一樣時，方可心滿意足。然而，自然的幽默在此又給我們開了個玩笑：創造者就是給予的願望，就是利他主義。我們一心想著主宰萬事萬物，成為創造者，我們實際上是在渴求成為一個利他主義者，儘管我們在當初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樣一來，通過嫉妒——利己主義本性中最奸詐、最有害的特性——我們的利己主義本身將其自己放在了死亡的位置上，就像癌症會一直破壞它所寄生的肌體，直至它與它所毀壞的肌體一起走向滅亡為止。 再一次我們發現，營造一個恰當社會環境的重要性，因為如果我們被迫去嫉妒，那麼我們至少應該懷著一種建設性的嫉妒心，這意味著我們應該嫉妒那些能讓我們得到改正的事物。   卡巴拉學家是這樣描述利己主義的：利己主義就像一個人手中拿著的一把劍尖上有著一滴散發著迷人香氣但毒性卻足以致命的毒液的利劍。這個人知道這滴毒液是有劇毒的，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而禁不住它的致命誘惑。他張開他的嘴，將那把劍尖放在了他的舌頭上，然後吞了下去…… 一個公正、幸福的社會，不能建立在受到監控或“經過引導的”自私自利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設法借助法律法規來抑制利己主義，但這只在局勢尚未惡化之前起作用，就像我們看到的昔日的德國一樣——直到這個民主國家民主式地選舉出了阿道夫﹒希特勒執政。我們也可以想方設法去引導或強迫利己主義來造福整個社會，但這個途經也已經被前蘇聯嘗試過，而且以慘敗而告終。 甚至連美國這個許多人心目中的充滿著自由和機遇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未能讓其民眾的生活幸福。據《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稱：“每年，在15~54歲的美國人中，受沮喪、抑鬱症痛苦折磨的人超過4600萬。”而《普通精神病治療記錄》則宣稱：“在孩子們和青少年身上使用的有效力的精神抑制藥……在1993~2002年間增長了5倍多。”這篇文章刊登在2006年6月6日的《紐約時報》上。 總而言之，只要利己主義占居上風，社會永遠會是不公平的，而且總是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讓其成員大失所望。最終，所有那些建立在利己主義基礎上的社會形態，連同創造了這類社會的利己主義，都將最終耗盡他們自己而滅亡。為了全人類每個人的福祉，我們必須讓這種情況盡可能快速、輕鬆地發生。 虛假的自由 隱   蔽 偉大的卡巴拉學家巴魯克·阿斯拉格是耶胡達·阿斯拉格之子和繼承者，他以做筆記的形式，將自己從他父親那兒聽到的教誨寫了下來。他的筆記後來以《Shamati》（我聽到的）為書名得以出版。他在自己的一篇記錄中寫道，如果我們是由一種最高的力量創造的，那麼為什麼我們無法感覺到它？為什麼它在隱蔽之中？如果我們知道它對我們的期望，我們就不會犯下那麼多的錯誤，而且我們也不會遭到懲罰並備受煎熬。 如果創造者得以顯露，那麼人生將變得多麼的簡單和愉快呀！我們不會再懷疑它的存在，我們都能夠認識到它給我們和這個世界的指引。我們也會瞭解到我們來到這個世間的原因和目標，看到它對我們的行為做何反應，與它進行溝通交流，在每次做事之前請它給我們建議。這樣一來，生活將變得多麼的美好、多麼的簡單啊！ 最終阿斯拉格給他的這些思想得出了這麼一個結論：我們人生中一大渴望，就是揭示創造者。 卡巴拉學家將人類這種感覺不到創造者的狀態稱為“創造者的面容的隱藏”。這種隱藏創造出了一種自由的幻覺，它讓人們可以地在我們的這個世界，與創造者的精神世界之間做出選擇。假如我們真的能夠看到創造者，假如我們能夠真真切切地感覺到利他主義的益處，那麼我們毫無疑問地會更喜歡他的世界，而非我們的這個世界，這是因為他的世界是一個給予和快樂的世界。 但由於我們無法看到創造者，因此我們也不遵守它的法則，反而不斷地違背它們。實際上，即使我們確實知道創造者的那些法則，但由於我們無法看到違反它們會給我們自己帶來怎樣的痛苦，我們很可能還會繼續違反它們，因為我們總認為做一個自私自利的人會更有樂趣。 在本章前面“駕馭生命的韁繩”這一部分中，我們提到整個自然只遵從一條運轉法則：快樂與痛苦的法則。換句話說，我們所做、所思考、所規劃的一切，要麼是為了減輕我們的痛苦，要麼是為了增添我們的快樂。我們在這上面沒有任何自由可言。然而，因為我們並沒有看到我們在被這些力量支配著，所以我們會認為我們自己是自由的。 然而，若想獲得真正的自由，我們必須首先擺脫這個快樂與痛苦的法則的支配。而由於我們的利己主義自我主宰了什麼是快樂的，什麼是痛苦的，我們發現，我們要想獲得自由我們必須首先將我們自己從利己主義中解放出來。 自由選擇的條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真正的自由只有當創造者處於隱蔽之中時才有可能。這是因為倘若一個選項看起來會更好的話，我們的利己主義就只會讓我們去追逐它，而不會留給我們其他任何選擇的餘地。在那種情形下，即使我們選擇了給予，它也將是為了接受而去給予，或者說是懷著利己主義意圖的給予。因此，一種舉動若要成為利他的、精神的舉動，那麼它的收益必須向我們隱藏著。 如果我們時刻記得整個創造的目標，就是最終能夠將我們從利己主義中解放出來，那麼我們的行動總會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朝向創造者的方向前進。所以，倘若我們有兩種選擇，而且我們不知道它們之中的哪一個將會帶來更多滿足或更少痛苦，那麼我們便有了一個做出自由選擇的真正機會。 如果自我無法看清哪種選擇更為可取，那麼我們可以根據一套不同的價值體系做出選擇。例如，我們要捫心自問的是不是哪種選擇更有樂趣，而是哪種選擇能讓我們更多地給予。如果我們重視給予，那麼這樣做起來就會相當容易。 我們要麼可以成為利己主義者，要麼可以成為利他主義者；要麼可以多為我們自己著想，要麼可以多為他人著想。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當兩種選擇都顯而易見，而且同樣吸引人(或者同樣不吸引人)時，我們才有可能擁有真正的選擇的自由。倘若我只看到一條途徑，那麼我必須借助這條途徑。因此，為了自由地選擇，我必須同時看清我自己的本質和創造者的本質。只有當我並不知道哪種選擇能給我帶來更多的快樂時，我才能做出一種真正自由的選擇，並讓我的自我保持中立。                                                       …

精神工作的第一個原理就是“信念（信念）高於理智”（Faith above Reason）。因此，在我們談論實施自由選擇之前，我們必須解釋在卡巴拉智慧中的“信念”和“理智”的含義。  信念（Faith） 在世界上幾乎每一種宗教信仰體系中，信仰都起著作為一種手段，被用來彌補我們未能看見或者未能清楚地感知到的東西。也就是說，因為我們無法看到上帝，我們又不得不相信他存在著。碰到這種情況，我們就用信仰來對我們沒有能力看到上帝進行補償。這被稱作“盲目的信仰或者迷信”。 而信念（faith）並不只是像在宗教中被用作一種對未知的彌補，它實際上在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中都扮演著補償的角色。例如，我們怎麼知道地球是圓的呢？難道我們曾經飛到外太空，親自檢驗過地球是圓的嗎？因為科學家告訴我們地球是圓的，我們之所以相信這些科學家，是因為我們認為科學家是可靠的人，當他們聲稱他們檢驗過地球是圓的時，我們可以相信他們的話。我們相信他們；這就是信仰，盲目的信仰。 這樣一來，無論在何時何地我們碰到我們自己無法看見的情形，我們都用信仰來完成整幅畫面缺失的那一部分。然而，這並不是確鑿可靠的資訊——它只是一種盲目的信仰。 在卡巴拉智慧中，信念的含義同我們剛才所描述的內容恰恰相反。卡巴拉科學中的信念指的是確鑿的、生動的、完整的、顛撲不破的、無可辯駁的對創造者的感知——對生命的法則的感知。因此，獲得對創造者的堅定信念的唯一途徑，就是變得和創造者完全等同。否則，我們如何能走出懷疑的陰影，準確地瞭解到它到底是誰，或者確信它的存在呢？ 理智 （Reason） 韋伯斯特詞典給“Reason”這個單詞列出了兩種釋義。第一種釋義為“原因”。但是我們對它給出的第二種釋義感興趣。根據韋伯斯特詞典，Reason的定義，有下面三種含義： 理解，推理或思考的能力，特別是一種理性的方式； 對頭腦的合適練習； 智力的總和。 作為同義詞，韋伯斯特詞典列舉的單詞是：智力，頭腦和邏輯。 現在，讓我們閱讀一下卡巴拉學家巴魯克·阿斯拉格在給他的一位學生的信中寫下的一些有深刻見解的話，它解釋了創造的“指揮鏈”。這有助於澄清為何我們要超越理智。 “這個接受的願望之所以被創造出來，是因為創造的目的就是創造者想要將好的東西給予他的創造物，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定要有一個接收他想要給出的快樂的容器。但是最重要的是，倘若沒有一個對這個快樂的需求，對快樂的感知也便成了無稽之談，這是因為沒有對快樂的需求的話，快樂便無法被感覺到。 這個接受的願望就是創造者創造的全人類（亞當）。當我們談到人將被賜予永恆的快樂時，我們指的是這個接受的願望，這種接受的願望將接受創造者計畫給予的所有滿足。 創造者為這個接受的願望安排了可提供服務的僕人。通過它們，我們獲得了快樂。這些僕人就是我們的雙手、雙腿、視力、聽力等等。它們都被視為一個人的僕人。換句話說，這個接受的願望是主人，而所有那些器官是它的僕人。 通常來講，主人會在僕人們中間安排一位管家，看管僕人的任務自然落在這個管家的身上。這位元管家需要確保僕人們辛勤勞動，以便實現為主人帶來所渴望的快樂這一目的，這正是主人——這個接受的願望——的接受的願望。 如果其中有一位僕人缺席了，那麼與那位僕人相關聯的快樂也就相應缺失了。例如，如果某人天生是一個聾子，他或她就無法欣賞音樂帶來的快樂。如果某人嗅覺不靈敏，那麼他或她將無法聞到香水的芳香。 然而，一個人的頭腦（僕人們的監督者），就像是監管所有工人的工頭，如果他走失了，整個業務都得垮掉，這個主人必將遭受損失。倘若有個人經營著一大筆生意，手下雇了許多員工，然而他卻缺少一位好的主管，那麼他的生意可能會賠本而非賺錢。 然而，即便沒有經理（理智），老闆（這個接受的願望）仍然會在那裡。即使這個經理去世了，這個老闆依然活著。這兩者毫不相干。” 這表明如果我們想戰勝這個接受的願望，成為一個利他主義者，我們就首先必須征服它的“僕人的主管”——也就是我們自己的理智。由此可見，“信念高於理智”意味著信念——指的是變得和創造者等同——應該高於（重要性大於）理智——我們的利己主義。 借助這種方式來達到目的的途徑是雙重的：在個人層面上，它靠創建一個學習團隊，一個朋友圈，營造一種弘揚精神價值的社會環境；而在集體層面上，它要求全社會都學會去弘揚利他主義的價值觀。                                                   …

我們人生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由這個快樂與痛苦的運轉法則決定的：我們逃避痛苦，追求快樂。我們為獲得快樂所必須付出的勞動越少，我們就感覺越好。 這種快樂與痛苦的法則聽命於接受的願望，而且這個接受的願望支配著我們的所有的所作所為，因為它就是我們的本質。因此，當我們覺得我們是自由的生物時，我們的人生實際上是被利己主義所控制的兩大韁繩——快樂與痛苦——束縛著的。  四大要素決定了我們是誰： 1. 根源，也被稱為“第一物質”；        2. 根源中那些不變的特性；        3. 那些通過外部力量能夠改變的特性； 4. 外部環境中的變化。 我們只能影響最後一個要素，但這個要素卻能影響著其他所有的要素。 因此，我們能夠選擇去做什麼樣的人的唯一途徑，就是借助於選擇最後這一個要素，從而監測並改變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因為在最後一個要素中的變化影響著其他所有要素，所以通過改變它，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如果我們想讓我們自己從利己主義中解放出來，那麼我們就需要改變我們生存的外部環境，使其支援利他主義，擯棄利己主義。 而一旦我們從這個接受的願望裡解放出來，打破了這個利己主義的枷鎖，我們就能走上精神世界的道路。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遵循“信念高於理智”的精神工作原理。 “信念”在卡巴拉科學中的含義為對創造者的完全感知。我們可以通過在我們的特性、我們的接受的願望、意圖及思想等方面變得像創造者一樣，從而獲得信仰。“理智”這個術語與我們的頭腦有關，它是我們的利己主義的接受的願望的“工頭”。為了超越它，我們必須將“與創造者變得等同”這一價值，看得比我們所能想像的任何自私自利的快樂都更為重要、更為珍貴。 在個人層面上，我們將借助卡巴拉著作及書籍或其他形式的媒體、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的學習團隊及能向我們展示利他主義重要意義的老師，來提升創造者（利他主義）在我們心目中的重要性。在社會層面上，我們需要在社會中努力去弘揚推廣利他主義的價值觀。 但是，我們不應該只是為了讓自己為了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得更加愉快，才去接受這種利他主義的價值觀，而應該本著讓我們自己及我們的社會都等同于自然，也就是說與唯一的現實的法則——利他主義的法則、創造者相等同。這對變革的成功極為重要。 當我們作為一個個體或一個社會，將自己置身於這樣一種環境中時，我們的價值觀將會漸漸演變為我們環境的價值觀，從而非常自然、輕鬆、愉快地將我們的利己主義轉變為利他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