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古老的祈祷

     上帝啊！请赐予我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东西的力量，请赐予我接受那些我不能改变的东西的勇气，也请赐予我对这两者进行辨别的智慧。

在我们自己的眼里，我们都是独特的、能独立行为的个体。这是所有人的一个普遍特征。想一想，人类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战乱，只为获得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个有限的自由。 　

然而，当自由被剥夺时，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会愿意被束手就擒的生物。反抗任何形式的征服，是生物的一种天性。然而，即使我们懂得所有的生物都应该自由，也不敢保证我们能懂得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懂得它是如何与人类利己主义的自我的改正的过程相联系的。

如果我们就自由的意义扪心自问，我们可能会发现，当我们问完自己这个问题时，我们目前的有关自由的想法很少能站得住脚。因此，在我们能够谈论自由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做一个自由之人真正意味着什么。

为了弄明白我们是否理解自由，我们必须审视自我，看一看我们是否能够自愿地做出哪怕一项自由的举动。因为我们这个接受的愿望在不断地增强，我们总被驱使着去找到一种更好的、回报更丰厚的生活方式。然而，由于我们身陷一场无休止的残酷的竞争当中，我们在自由这件事上别无选择。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这个接受的愿望是所有这些麻烦的祸根，或许有一种控制它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或许我们能够控制住这整个的激烈竞争。否则，在缺乏这种控制的情况下，甚至在这场游戏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看起来就已经输了。

但如果我们成了输家，那么谁又会是赢家呢？我们在同谁或什么进行竞争呢？我们打理自己的事务，仿佛各项事务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但果真如此吗？放弃努力改变我们的人生的那种做法，只是随波逐流地生活，难道不是更好一些吗？

一方面，我们刚刚讲过自然反对任何形式的征服。可另一方面，倘若我们的行为中哪怕有任何一种是自由的行为，自然却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哪一种行为是自由的行为，我们又是在哪里受到一个无形的傀儡主人的诱骗，天真地认为我们是自由的呢？

此外，如果自然是在按照一个总体的规划运作，这些严峻的问题和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是整个规划中的一部分吗？或许有一个令我们感到迷失和困惑的隐秘不明的原因存在着。也许正是借助这种困惑与幻灭，傀儡的主人在告诉我们：“嘿！再看一看你打算去哪儿，如果你在寻找我的话，那你就是走错了方向。

有些人会否认我们确实迷失了方向。然而，为了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我们必须知道从哪儿开始寻找方向。这可以让我们避免很多年的徒劳。我们想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哪儿能够拥有独立自主的选择，而在哪儿不能。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将知道哪儿是我们努力的重点了。

驾驭生命的缰绳

整个自然只遵循着一条运转法则：“快乐与痛苦的法则”。如果创造物的唯一实质就是接受快乐的接受的愿望的话，那么唯一需要遵循的行为规则就是：追逐快乐，拒绝痛苦。　

人类也不例外，这个规则同样适用于我们人类。我们遵从这一种预先设计好的安排——它完全掌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收获最多，却想付出最少。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甚至想不劳而获！因此，我们这样在做每件事情的过程中，总是想方设法选择快乐而逃避痛苦，即便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甚至在我们看似做出自我牺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从这种“牺牲”之中得到比我们从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其他做法中可能会得到的快乐更多的快乐。我们之所以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是怀着利他的动机，是因为欺骗自己要比将真相告诉自己更舒服。阿格尼斯·瑞普勒曾经指出：

“没有哪种赤裸的事情，能比赤裸的真理更令人不快的了。”

我们在第三章中曾经谈过阶段二中的给予，即便它实际上和阶段一是一样的，也受这个接受的愿望的驱使。它是我们每一种相互“给予”的“利他”行为的根源。

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依照“计算出来的收益率”的原则。举个例子，通过比较得到某件有用的东西的预期收益，我计算出了这件东西的价值。如果我认为与我必须付出的代价相比，从得到这件东西中获得的快乐要多或者遭受的痛苦要少的话，我就会告诉我“内心的经纪人”说：“买进！买进！买进！”，并为我头脑中的华尔街交易板块大开绿灯。

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优先考虑事项，接纳好与坏的价值观，甚至将我们自己“培训”成无所畏惧的人。此外，我们也可以让一个目标在我们眼中变得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实现它的征途中我们碰到的任何艰难困苦都会变得渺小、不值一提。

比如，我渴望得到做一位名医所能带来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收入，我将愿意在医学院数年如一日地刻苦钻研、勤奋努力，然后兢兢业业、不知疲倦地度过几年的实习医师期，希望它最终能够在名利方面回报自己。

有些时候，我们将“眼前的辛劳到底能换取多少未来的收获”这个小算盘打得是如此的自然，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在不停地打着个人的小算盘。比如，如果我身患重病，而且发现只有做一种外科手术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我就会很高兴地接受这个手术。因为即便手术本身可能会让我感到非常难受，而且它还存在一定的风险，然而它却没有疾病对我的威胁大。遇到特殊的情况时，我甚至愿意支付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以便使自己渡过难关。

　从改变社会到改变自己

自然不只“判决”我们不断地逃避痛苦，不停地追逐快乐，它也拒绝赋予我们能够决定自己想要哪种快乐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接受的愿望，而且接受的愿望在既没有征求我们意见也没有事先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就会闪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然而，自然不但创造了我们的接受的愿望，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克制接受的愿望的办法。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都是亚当灵魂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克制自己接受的愿望的方式，就是努力去影响整个灵魂，也就是全人类，或者至少努力地去影响人类的一部分。

让我们这样来看待它：如果一个单一的细胞想向左走，而全身的其他所有细胞都想向右走，那么这个细胞就不得不向右走。这也就是说，除非这个细胞说服全身，或说服绝大多数细胞，或身体的“政府”，让它们相信向左走更好；否则的话，这个细胞只能服从。

这样一来，即使我们无法控制我们自己的接受的愿望，社会却能控制它们，而且也的确在控制着它们。而因为我们自己能选择社会，因而我们就能够选择我们觉得将会对自己产生最好影响的那种社会。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用社会的影响来控制我们的接受的愿望。而通过这种方式控制我们自己的接受的愿望，我们就能控制住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思想引发的最终行为。

大约在2000年前，《光辉之书》已经论述了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从20世纪起，这种我们为了生存而相互依赖的情形愈加变得明显，有效利用我们的这种社会依赖性对精神进步至关重要。卡巴拉学家耶胡达·阿斯拉格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传递了“社会的极其重要性”这一信息。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他的思想脉络，我们就将明白其中的原因。

阿斯拉格声称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每个人最伟大的接受的愿望，就是得到别人的赞赏，赢得他们的认可。它不但给我们一种自信感，而且认可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的自我。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我们便会感到社会忽略了我们的存在，而这种情形是利己主义的自我最无法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为了引起别人的关注，常常会走极端的原因之所在。

而由于我们最大的接受的愿望就是赢得社会的认可，因此我们被迫适应（而且接受）我们所处环境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决定着我们的行为，而且还规划了我们思考及应对每件事情的态度和方法。

这种境况使得我们无法去选择任何事情——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到我们的兴趣爱好，到我们如何打发自己的自由时间，甚至我们吃的食品和穿的衣服，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此外，即使我们在穿衣打扮方面做出某种反潮流的选择，或者做出对时尚毫不理会的选择，我们依然是在选择对一种社会礼仪漠然置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选择去忽略的那种时尚原本就不存在的话，我们就根本不必去忽略它，我们可能会选择另外一种不同的着装规范。最终我们发现，改变自我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的社会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