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时刻也是夜间最黑暗的时刻。同样，几乎是在2000年前，《光辉之书》的作者写道，在人类精神的觉醒之前的时刻，也将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自Ari（《生命之树》的作者，生活在16世纪）的时代开始，数世纪以来，卡巴拉学家们就一直在他们的著作中声称，《光辉之书》所指的时刻就是20世纪末。他们称其为“最后的一代”。 他们并不是在说我们会在某一个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可怕事件中会全部消失。在卡巴拉科学中，“一代人”指的是一种精神状态。“最后的一代”就是指可以达到的最后的、最高的精神状态。而且卡巴拉学家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21世纪初——正是可以看到人类向精神世界攀升的一代出现的时期。 但这些卡巴拉学家还声称，由于即将发生这种变化，我们就不能再继续走我们在进化过程中一直走的那条老路。他们指出，时至今日，如果我们想不断成长，那么就需要做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的选择。 万事开头难。这个“最后一代”的兴起，自由选择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直到近来，我们还一直在忽略精神层面，仍在较低的接受的愿望层次——说话的层面上——进化着。然而，如今精神的记录/基因（Reshimot）（也可以将其称为精神的基因）已在数百万人的身上显露出来，甚至要求在现实的真实生活中被实现。 当这些记录/基因（Reshimot）刚刚出现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仍然缺乏和它打交道的适当方法。它们就像一项有待于我们去学习和掌握的新技术。因此，我们在学习期间试图用我们旧的思维方式去实现这种全新的记录/基因（Reshimot），这是因为那些旧的方式已帮助我们实现了我们那些更低阶段的记录/基因（Reshimot）。然而，那些老套的方法不足以应对这些新的记录/基因（Reshimot），因此由于我们未能完成它们的任务，这就致使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空虚与沮丧之中。 当这些记录/基因（Reshimot）浮现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时，他或她就会开始遭受挫折，随后会感到沮丧，直到他或她学会如何同这些新的接受的愿望打交道为止。借助卡巴拉智慧，我们通常能够渡过最初的难关，这是因为就像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讲述的那样，卡巴拉当初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精神的记录/基因（Reshimot）而被创立的。 然而，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这种正确的解决途径的话，那么他或她就可能会为回避这个问题而要么醉心于工作，也要么可能会病急乱投医，而用其他不恰当的方式来压制这个新出现的接受的愿望引发的事端，想方设法逃避这种无法治愈的疼痛。 从个人的层面上来讲，这样一种状态令人非常痛心，但它还不至于引发可能动摇社会基础的严重问题。然而，当这种精神的记录/基因（Reshimot）在相同的时间里同时出现在几百万人的身上时，尤其是如果它带来的问题同时发生在许多国家，那么一场全球危机便会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而这种全球危机呼唤着一种全球性解决方案的出现。 显然，人类今天正处在一场全球危机之中。在美国，抑郁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蔓延，而其他发达国家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2001年，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称：“抑郁是美国及世界各地人群中残疾病的主要原因。” 现代社会的另外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到处泛滥的吸毒现象。那些毒品以前并非没有人用过，但过去它们主要是被用于制药行业，有的则被用在宗教仪式上。然而，到了今天，越来越多年纪轻轻的人都开始滥用毒品。由于社会上感到空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为了缓解空虚，他们就开始吸食毒品。而且因为抑郁症愈加严重，所以吸毒现象及与毒品相关的犯罪行为也在不断滋长。 危机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家庭危机。家庭过去通常都被视为一个稳定、温暖且能为人们遮风挡雨的地方，可现在却不是了。根据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美国）的统计数字，每两对已结婚的夫妇中，就会有一对离婚，这个数字也大致适合于整个西方世界。 除此之外，过去夫妇两人在经历一次重大危机或出现长期的性格不和时，双方才会决定离婚，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时至今日，即使是50或60多岁的老夫妻，一旦孩子们长大成人后离开家庭，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便无法找到继续在一起过日子的理由了。由于他们的收入有了保障，他们并不担心到了这把年纪还要离婚，开始自己新的家庭生活。而早在几年前，这种举动还无法接受。我们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很合适的名字：“空巢综合征”。可底线却是一旦孩子们离开家庭，老人们就决定离婚。由此可见，这些老人们之间缺乏相互关爱，一旦自己的孩子独立生活了，家中也就没有什么能够维系他们婚姻的了。 而这是真正的空虚：爱的缺失。如果我们都能够牢记，一种渴望给予的力量创造了我们，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需要经过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成功的机会。记住了这一点，我们至少会知道从哪里开始寻求解决途径。 这场危机不仅具有普遍性，也有多面性，而这让人类更加难以应对。危机几乎发生在人类涉及的每一个领域：个人领域、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国际领域、科学领域、医药领域及气候生态领域。例如，仅仅在几年前，全球气候还不存在任何大的问题，无论谁去写有关气候的文章，都不会用“危机”之类的字眼。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却都需要了解气候的常识，对全球气候有了一种危机感。今天的热门话题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及新的飓风季节来临。 杰弗里·林恩曾于2005年11月20日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融化》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林将地球的状况戏称为“冰雪大融化”。林恩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冰雪大融化：如果格陵兰岛的冰盖融化，全球的灾难将接踵而至”，副标题为：“现在科学家声称它正在以出乎他们意料的速度消失。” 而气候并不是蛰伏于地球之上的唯一灾难。2006年6月22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刊登了加利福尼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称，圣安德烈亚斯（加州城市）的地质断层现在正酝酿着一场“大地震”。加利福尼大学的斯克利普斯海洋学研究机构的尤里·菲尔科称（Yuri Fialko）：“断层潜藏着巨大的地震危险，它很可能引发另外一场大地震。” 当然，即使我们侥幸地躲过暴雨、地震、不断上涨的海水等危险，却总有一些恐怖分子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可能要比原想的短暂得多。 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艾滋病、禽流感、疯牛病；当然还有一些痼疾：癌症、心血管病、糖尿病。我们可以在此罗列的还有很多，而到现在为止，你可能已经明白了要点。即使其中的一些健康问题不是新出现的问题，但我之所以在这儿提及它们，是因为它们正在全球快速地蔓延。 中国古代一句俗话称：“宁为太平狗，不做乱世人”。我们这个时代的确很混乱，但我们还不一定“宁为太平狗”。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光辉之书》中所描写的人类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是否有一条解决的途径。 借助四个步骤营造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改变世界只需要完成以下四个步骤：       1. 承认危机；       2. 发现为什么危机会存在；       3. 确定最佳的解决方案；       4. 制订一个化解危机的计划。    让我们来逐一地检验它们。 承认危机 我们中间之所以还有不少人至今仍未意识到有一场危机存在着，原因有几个。政府与跨国公司在应对危机方面本该身先士卒，可相互冲突的利益却妨碍他们之间的积极协作和有效地应对危机。此外，我们绝大多数人依然没有感觉到这个严峻的问题正在以各种个人的方式威胁着我们，因而在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之前，我们都抑制着及早应对它的迫切需求。 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则是我们忘记了过去，我们的健忘症将昔日这类危险的状态都抛在了脑后。出于这种原因，我们无法正确评判我们的形势有多危急。这并不是说大灾大难在以前从未发生过，而是说今天在我们人类的各条战线同时出现了危险，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方面面，在世界各地都呈现出危机四伏的态势。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个时代可谓很独特。 发现为何危机会存在 当两种元素发生碰撞，而且能量超强的元素压倒性地战胜能量较弱的元素时，危机就产生了。我们发现人类的本性——自私自利——与自然的利他主义法则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感到忧伤、失意、沮丧和缺乏安全感的原因。 简而言之，危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在外界。即便它看起来确实占据着物质空间，可它却发生在我们自身之内。这场危机是良善(利他主义)同邪恶（利己主义）之间展开的生死搏斗。在真正的现实之中，我们不得不去扮演这个坏人（我们是这一切危机的灾难的根源）的角色，这该多么令人难过啊！然而，我们不要失去希望，就像在所有伟大的戏剧当中，一个幸福的结局在等待着我们一样。 确定最佳的解决方案 我们越多地认识到这场危机发生的根源是我们的利己主义的自我，我们就将越多地了解我们自身及我们的社会需要做出哪些变革。这样一来，我们将能够缓解危机，给整个人类社会和生态带来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结局。我们在探讨选择的自由这一观念时，将更深入地论述这种变革。 制订一个化解危机的计划 一旦我们完成了前三个步骤，我们便可以制定出一个更加详尽的计划。然而，如果离开了国际机构的积极支持，再好的计划也无法获得成功。因此，这个计划必须建立在广泛国际支持的基础之上。这些国际的支持主要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以及联合国，以及那些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和社会机构。 其实，由于我们从接受的愿望的一个层次发展到另外一个层次，因此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对于精神层面的接受的愿望而言都算是第一次发生。而如果我们牢记自己就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就能够将那些已达到精神世界的人们所获得的知识为我们自己所用, 就像我们在利用目前掌握的科学知识处理这个世界的事情一样。 那些已经达成精神世界——即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根源——的卡巴拉学家能够看到造成这种状况的记录/基因（Reshimot）（精神之根），而且能够指导我们从精神世界的根源处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依靠这条途径，我们便可以轻松、快捷地化解危机，这是因为我们将认识到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情，以及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应对它们。不妨用这种方式去考虑它：如果你知道真有人能预测明天彩票的开奖结果，那么你在押注时难道不希望将他们争取到你这一边，来为你出谋划策吗？ 这儿没有什么魔法可言，有的只是有关精神世界的游戏规则的知识。在卡巴拉学家看来，我们并没有身处一场毁灭性的危机之中，我们只不过有些迷失方向，因而在押注时一直押错了号。倘若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解决这场（其实并不存在的）严峻危机将易如反掌。就像买彩票中奖那样。卡巴拉智慧之美就在于它没有版权，它属于全人类，属于每一个人。 …

一段古老的祈祷      上帝啊！请赐予我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东西的力量，请赐予我接受那些我不能改变的东西的勇气，也请赐予我对这两者进行辨别的智慧。 在我们自己的眼里，我们都是独特的、能独立行为的个体。这是所有人的一个普遍特征。想一想，人类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战乱，只为获得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个有限的自由。 然而，当自由被剥夺时，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会愿意被束手就擒的生物。反抗任何形式的征服，是生物的一种天性。然而，即使我们懂得所有的生物都应该自由，也不敢保证我们能懂得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懂得它是如何与人类利己主义的自我的改正的过程相联系的。 如果我们就自由的意义扪心自问，我们可能会发现，当我们问完自己这个问题时，我们目前的有关自由的想法很少能站得住脚。因此，在我们能够谈论自由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做一个自由之人真正意味着什么。 为了弄明白我们是否理解自由，我们必须审视自我，看一看我们是否能够自愿地做出哪怕一项自由的举动。因为我们这个接受的愿望在不断地增强，我们总被驱使着去找到一种更好的、回报更丰厚的生活方式。然而，由于我们身陷一场无休止的残酷的竞争当中，我们在自由这件事上别无选择。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这个接受的愿望是所有这些麻烦的祸根，或许有一种控制它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或许我们能够控制住这整个的激烈竞争。否则，在缺乏这种控制的情况下，甚至在这场游戏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看起来就已经输了。 但如果我们成了输家，那么谁又会是赢家呢？我们在同谁或什么进行竞争呢？我们打理自己的事务，仿佛各项事务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但果真如此吗？放弃努力改变我们的人生的那种做法，只是随波逐流地生活，难道不是更好一些吗？ 一方面，我们刚刚讲过自然反对任何形式的征服。可另一方面，倘若我们的行为中哪怕有任何一种是自由的行为，自然却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哪一种行为是自由的行为，我们又是在哪里受到一个无形的傀儡主人的诱骗，天真地认为我们是自由的呢？ 此外，如果自然是在按照一个总体的规划运作，这些严峻的问题和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是整个规划中的一部分吗？或许有一个令我们感到迷失和困惑的隐秘不明的原因存在着。也许正是借助这种困惑与幻灭，傀儡的主人在告诉我们：“嘿！再看一看你打算去哪儿，如果你在寻找我的话，那你就是走错了方向。 有些人会否认我们确实迷失了方向。然而，为了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我们必须知道从哪儿开始寻找方向。这可以让我们避免很多年的徒劳。我们想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哪儿能够拥有独立自主的选择，而在哪儿不能。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将知道哪儿是我们努力的重点了。 驾驭生命的缰绳 整个自然只遵循着一条运转法则：“快乐与痛苦的法则”。如果创造物的唯一实质就是接受快乐的接受的愿望的话，那么唯一需要遵循的行为规则就是：追逐快乐，拒绝痛苦。 人类也不例外，这个规则同样适用于我们人类。我们遵从这一种预先设计好的安排——它完全掌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收获最多，却想付出最少。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甚至想不劳而获！因此，我们这样在做每件事情的过程中，总是想方设法选择快乐而逃避痛苦，即便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甚至在我们看似做出自我牺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从这种“牺牲”之中得到比我们从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其他做法中可能会得到的快乐更多的快乐。我们之所以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是怀着利他的动机，是因为欺骗自己要比将真相告诉自己更舒服。阿格尼斯·瑞普勒曾经指出： “没有哪种赤裸的事情，能比赤裸的真理更令人不快的了。” 我们在第三章中曾经谈过阶段二中的给予，即便它实际上和阶段一是一样的，也受这个接受的愿望的驱使。它是我们每一种相互“给予”的“利他”行为的根源。 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依照“计算出来的收益率”的原则。举个例子，通过比较得到某件有用的东西的预期收益，我计算出了这件东西的价值。如果我认为与我必须付出的代价相比，从得到这件东西中获得的快乐要多或者遭受的痛苦要少的话，我就会告诉我“内心的经纪人”说：“买进！买进！买进！”，并为我头脑中的华尔街交易板块大开绿灯。 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优先考虑事项，接纳好与坏的价值观，甚至将我们自己“培训”成无所畏惧的人。此外，我们也可以让一个目标在我们眼中变得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实现它的征途中我们碰到的任何艰难困苦都会变得渺小、不值一提。 比如，我渴望得到做一位名医所能带来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收入，我将愿意在医学院数年如一日地刻苦钻研、勤奋努力，然后兢兢业业、不知疲倦地度过几年的实习医师期，希望它最终能够在名利方面回报自己。 有些时候，我们将“眼前的辛劳到底能换取多少未来的收获”这个小算盘打得是如此的自然，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在不停地打着个人的小算盘。比如，如果我身患重病，而且发现只有做一种外科手术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我就会很高兴地接受这个手术。因为即便手术本身可能会让我感到非常难受，而且它还存在一定的风险，然而它却没有疾病对我的威胁大。遇到特殊的情况时，我甚至愿意支付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以便使自己渡过难关。 从改变社会到改变自己 自然不只“判决”我们不断地逃避痛苦，不停地追逐快乐，它也拒绝赋予我们能够决定自己想要哪种快乐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接受的愿望，而且接受的愿望在既没有征求我们意见也没有事先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就会闪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然而，自然不但创造了我们的接受的愿望，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克制接受的愿望的办法。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都是亚当灵魂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克制自己接受的愿望的方式，就是努力去影响整个灵魂，也就是全人类，或者至少努力地去影响人类的一部分。 让我们这样来看待它：如果一个单一的细胞想向左走，而全身的其他所有细胞都想向右走，那么这个细胞就不得不向右走。这也就是说，除非这个细胞说服全身，或说服绝大多数细胞，或身体的“政府”，让它们相信向左走更好；否则的话，这个细胞只能服从。 这样一来，即使我们无法控制我们自己的接受的愿望，社会却能控制它们，而且也的确在控制着它们。而因为我们自己能选择社会，因而我们就能够选择我们觉得将会对自己产生最好影响的那种社会。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用社会的影响来控制我们的接受的愿望。而通过这种方式控制我们自己的接受的愿望，我们就能控制住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思想引发的最终行为。 大约在2000年前，《光辉之书》已经论述了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从20世纪起，这种我们为了生存而相互依赖的情形愈加变得明显，有效利用我们的这种社会依赖性对精神进步至关重要。卡巴拉学家耶胡达·阿斯拉格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传递了“社会的极其重要性”这一信息。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他的思想脉络，我们就将明白其中的原因。 阿斯拉格声称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每个人最伟大的接受的愿望，就是得到别人的赞赏，赢得他们的认可。它不但给我们一种自信感，而且认可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的自我。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我们便会感到社会忽略了我们的存在，而这种情形是利己主义的自我最无法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为了引起别人的关注，常常会走极端的原因之所在。 而由于我们最大的接受的愿望就是赢得社会的认可，因此我们被迫适应（而且接受）我们所处环境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决定着我们的行为，而且还规划了我们思考及应对每件事情的态度和方法。 这种境况使得我们无法去选择任何事情——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到我们的兴趣爱好，到我们如何打发自己的自由时间，甚至我们吃的食品和穿的衣服，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此外，即使我们在穿衣打扮方面做出某种反潮流的选择，或者做出对时尚毫不理会的选择，我们依然是在选择对一种社会礼仪漠然置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选择去忽略的那种时尚原本就不存在的话，我们就根本不必去忽略它，我们可能会选择另外一种不同的着装规范。最终我们发现，改变自我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的社会准则。                      

然而，如果我们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的产物的话，而且如果我们在做什么、思考什么及渴望什么等各个方面都没有真正的自由，那么，我们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而如果我们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谁会对其负责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必须了解那那些塑造了我们的四大要素，以及我们如何利用它们来获得自由的选择。根据卡巴拉智慧，我们由四大要素控制着：        1. 基础，也被称为“第一物质”；       2. 基础中那些不变的特性；       3. 那些通过外部力量能够改变的特性；       4. 外部环境中的变化。    让我们看一看这四大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基础，也被称为“第一物质”； 我们的不变的本质被称为“基础”。我可能会幸福、伤心、沉思、愤怒，我可能会独处，也可能会与人相处。无论心情怎样，无论生活在什么社会，基础的“我”却永不改变。 为了理解这四个阶段的概念，让我们思考一下植物的枯荣过程。我们不妨想象一株小麦。当作为种子被播下的一粒麦子发芽时，它完全失去了它的形状。但即使它原来的形状全然不见了，从那粒种子里萌发出来的也只能是一棵新的小麦苗，而不会是其他任何东西。这是因为其基础并没有变化；这颗种子的本质依然是麦子。 基础中那些不变的特性 就像这种基础是不变的，就像麦子总会生出新的小麦，小麦种子的这种生长方式也是不变的，一棵麦苗在这个新的生命圈中可能会生出更多棵麦苗，这些新麦苗的数量与质量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就其基础本身而言，也就是以前那粒麦子的实质将保持不变。简而言之，其他的植物无法从一粒麦种里面长出来，而一粒麦种里面只会长出麦苗，而且所有的麦苗从它们发芽的那一刻到它们枯萎的那一刻，都将经历一个同样的成长过程。 同样的道理，人类的子子孙孙都要经历一个从婴儿到成熟的同样的成长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或多或少）知道孩子何时应该开始学习何种技能，他何时可以开始吃某种食物，离开了这种固定的模式，我们便无法描绘出人类的婴儿或其他任何事物的成长曲线。 那些通过外部力量可以改变的特性 即使种子依然是同一类种子，然而在诸如阳光、土壤、肥料、湿度及雨水之类的环境的影响作用下，它的外形则可能变化。在这种情形下，尽管这类植物依然是麦子，但它的“包层”，及小麦本质的特性，能够通过外部因素而被改变。 同样，即使我们自己（基础）保持不变，然而我们在和他人相处时，或者在不同的境况中，我们的心情都会发生变化。有些时候，倘若环境的影响非常持久，它不但能改变我们的心情，甚至能改变性格。然而并不是环境制造出我们身上的这些新的特点，而是和某类人相处会激发我们本性的某些方面，促使它们变得比以前更为活跃。 外部环境中的变化 影响种子生长的那种环境本身，也要受诸如气候变化、空气质量、附近的植物之类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暖房中种植植物，并且人工给土壤施肥。我们在努力去为植物的成长创造一个最好的环境。 在我们人类社会中，我们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环境：我们给每种新产品做广告，选举政府成员，上各类学校，和朋友共度快乐时光。由此可见，为了左右我们自己的成长，我们应该学会选择同哪类人交往，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确定谁是我们应该尊重的人。就是他们能给我们带来最积极的影响。 如果我们希望得到改正，既由利己主义者变成利他主义者，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能促成这种改正，从而顺应这些社会变化。靠着这最后一个要素——外部环境中的变化，我们重新塑造着我们的本质，改变着我们基础的特性，从而注定了我们的命运。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拥有了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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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哪种接受的愿望或品质自然地是邪恶的，而是由于我们错误地利用它们，才让它们变得邪恶。古代的卡巴拉学家们已经指出：“嫉妒、欲望和对名誉的追求将一个人带出这个世界”，这意味着走出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并进入精神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已经明白嫉妒导致竞争，而竞争产生进步。而嫉妒引发的结果，远不止技术进步或其他物质的收益。卡巴拉学家耶胡达·阿斯拉格在其《光辉之书》的序言中一文写道：人类能够感觉到他人，因此会感到缺乏他人所拥有的那一切。这样一来，他们的心中就充满了嫉妒，想得到别人拥有的那一切，而且他们拥有得越多，就会越感到空虚。最后，他们想吞掉整个世界。 最终，嫉妒将使我们只有最终变得和创造者本身一样时，方可心满意足。然而，自然的幽默在此又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创造者就是给予的愿望，就是利他主义。我们一心想着主宰万事万物，成为创造者，我们实际上是在渴求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尽管我们在当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一来，通过嫉妒——利己主义本性中最奸诈、最有害的特性——我们的利己主义本身将其自己放在了死亡的位置上，就像癌症会一直破坏它所寄生的肌体，直至它与它所毁坏的肌体一起走向灭亡为止。 再一次我们发现，营造一个恰当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被迫去嫉妒，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怀着一种建设性的嫉妒心，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嫉妒那些能让我们得到改正的事物。   卡巴拉学家是这样描述利己主义的：利己主义就像一个人手中拿着的一把剑尖上有着一滴散发着迷人香气但毒性却足以致命的毒液的利剑。这个人知道这滴毒液是有剧毒的，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而禁不住它的致命诱惑。他张开他的嘴，将那把剑尖放在了他的舌头上，然后吞了下去…… 一个公正、幸福的社会，不能建立在受到监控或“经过引导的”自私自利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设法借助法律法规来抑制利己主义，但这只在局势尚未恶化之前起作用，就像我们看到的昔日的德国一样——直到这个民主国家民主式地选举出了阿道夫﹒希特勒执政。我们也可以想方设法去引导或强迫利己主义来造福整个社会，但这个途经也已经被前苏联尝试过，而且以惨败而告终。 甚至连美国这个许多人心目中的充满着自由和机遇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未能让其民众的生活幸福。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称：“每年，在15~54岁的美国人中，受沮丧、抑郁症痛苦折磨的人超过4600万。”而《普通精神病治疗记录》则宣称：“在孩子们和青少年身上使用的有效力的精神抑制药……在1993~2002年间增长了5倍多。”这篇文章刊登在2006年6月6日的《纽约时报》上。 总而言之，只要利己主义占居上风，社会永远会是不公平的，而且总是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让其成员大失所望。最终，所有那些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形态，连同创造了这类社会的利己主义，都将最终耗尽他们自己而灭亡。为了全人类每个人的福祉，我们必须让这种情况尽可能快速、轻松地发生。 虚假的自由 隐   蔽 伟大的卡巴拉学家巴鲁克·阿斯拉格是耶胡达·阿斯拉格之子和继承者，他以做笔记的形式，将自己从他父亲那儿听到的教诲写了下来。他的笔记后来以《Shamati》（我听到的）为书名得以出版。他在自己的一篇记录中写道，如果我们是由一种最高的力量创造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无法感觉到它？为什么它在隐蔽之中？如果我们知道它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就不会犯下那么多的错误，而且我们也不会遭到惩罚并备受煎熬。 如果创造者得以显露，那么人生将变得多么的简单和愉快呀！我们不会再怀疑它的存在，我们都能够认识到它给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指引。我们也会了解到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原因和目标，看到它对我们的行为做何反应，与它进行沟通交流，在每次做事之前请它给我们建议。这样一来，生活将变得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简单啊！ 最终阿斯拉格给他的这些思想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我们人生中一大渴望，就是揭示创造者。 卡巴拉学家将人类这种感觉不到创造者的状态称为“创造者的面容的隐藏”。这种隐藏创造出了一种自由的幻觉，它让人们可以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与创造者的精神世界之间做出选择。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看到创造者，假如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利他主义的益处，那么我们毫无疑问地会更喜欢他的世界，而非我们的这个世界，这是因为他的世界是一个给予和快乐的世界。 但由于我们无法看到创造者，因此我们也不遵守它的法则，反而不断地违背它们。实际上，即使我们确实知道创造者的那些法则，但由于我们无法看到违反它们会给我们自己带来怎样的痛苦，我们很可能还会继续违反它们，因为我们总认为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会更有乐趣。 在本章前面“驾驭生命的缰绳”这一部分中，我们提到整个自然只遵从一条运转法则：快乐与痛苦的法则。换句话说，我们所做、所思考、所规划的一切，要么是为了减轻我们的痛苦，要么是为了增添我们的快乐。我们在这上面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然而，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在被这些力量支配着，所以我们会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 然而，若想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快乐与痛苦的法则的支配。而由于我们的利己主义自我主宰了什么是快乐的，什么是痛苦的，我们发现，我们要想获得自由我们必须首先将我们自己从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 自由选择的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当创造者处于隐蔽之中时才有可能。这是因为倘若一个选项看起来会更好的话，我们的利己主义就只会让我们去追逐它，而不会留给我们其他任何选择的余地。在那种情形下，即使我们选择了给予，它也将是为了接受而去给予，或者说是怀着利己主义意图的给予。因此，一种举动若要成为利他的、精神的举动，那么它的收益必须向我们隐藏着。 如果我们时刻记得整个创造的目标，就是最终能够将我们从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的行动总会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朝向创造者的方向前进。所以，倘若我们有两种选择，而且我们不知道它们之中的哪一个将会带来更多满足或更少痛苦，那么我们便有了一个做出自由选择的真正机会。 如果自我无法看清哪种选择更为可取，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一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做出选择。例如，我们要扪心自问的是不是哪种选择更有乐趣，而是哪种选择能让我们更多地给予。如果我们重视给予，那么这样做起来就会相当容易。 我们要么可以成为利己主义者，要么可以成为利他主义者；要么可以多为我们自己着想，要么可以多为他人着想。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当两种选择都显而易见，而且同样吸引人(或者同样不吸引人)时，我们才有可能拥有真正的选择的自由。倘若我只看到一条途径，那么我必须借助这条途径。因此，为了自由地选择，我必须同时看清我自己的本质和创造者的本质。只有当我并不知道哪种选择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时，我才能做出一种真正自由的选择，并让我的自我保持中立。                                  

精神工作的第一个原理就是“信念（信念）高于理智”（Faith above Reason）。因此，在我们谈论实施自由选择之前，我们必须解释在卡巴拉智慧中的“信念”和“理智”的含义。  信念（Faith） 在世界上几乎每一种宗教信仰体系中，信仰都起着作为一种手段，被用来弥补我们未能看见或者未能清楚地感知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上帝，我们又不得不相信他存在着。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用信仰来对我们没有能力看到上帝进行补偿。这被称作“盲目的信仰或者迷信”。 而信念（faith）并不只是像在宗教中被用作一种对未知的弥补，它实际上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都扮演着补偿的角色。例如，我们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呢？难道我们曾经飞到外层空间，亲自检验过地球是圆的吗？因为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些科学家，是因为我们认为科学家是可靠的人，当他们声称他们检验过地球是圆的时，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话。我们相信他们；这就是信仰，盲目的信仰。 这样一来，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碰到我们自己无法看见的情形，我们都用信仰来完成整幅画面缺失的那一部分。然而，这并不是确凿可靠的信息——它只是一种盲目的信仰。 在卡巴拉智慧中，信念的含义同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内容恰恰相反。卡巴拉科学中的信念指的是确凿的、生动的、完整的、颠扑不破的、无可辩驳的对创造者的感知——对生命的法则的感知。因此，获得对创造者的坚定信念的唯一途径，就是变得和创造者完全等同。否则，我们如何能走出怀疑的阴影，准确地了解到它到底是谁，或者确信它的存在呢？ 理智 （Reason） 韦伯斯特词典给“Reason”这个单词列出了两种释义。第一种释义为“原因”。但是我们对它给出的第二种释义感兴趣。根据韦伯斯特词典，Reason的定义，有下面三种含义： 理解，推理或思考的能力，特别是一种理性的方式； 对头脑的合适练习； 智力的总和。 作为同义词，韦伯斯特词典列举的单词是：智力，头脑和逻辑。 现在，让我们阅读一下卡巴拉学家巴鲁克·阿斯拉格在给他的一位学生的信中写下的一些有深刻见解的话，它解释了创造的“指挥链”。这有助于澄清为何我们要超越理智。 “这个接受的愿望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因为创造的目的就是创造者想要将好的东西给予他的创造物，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定要有一个接收他想要给出的快乐的容器。但是最重要的是，倘若没有一个对这个快乐的需求，对快乐的感知也便成了无稽之谈，这是因为没有对快乐的需求的话，快乐便无法被感觉到。 这个接受的愿望就是创造者创造的全人类（亚当）。当我们谈到人将被赐予永恒的快乐时，我们指的是这个接受的愿望，这种接受的愿望将接受创造者计划给予的所有满足。 创造者为这个接受的愿望安排了可提供服务的仆人。通过它们，我们获得了快乐。这些仆人就是我们的双手、双腿、视力、听力等等。它们都被视为一个人的仆人。换句话说，这个接受的愿望是主人，而所有那些器官是它的仆人。 通常来讲，主人会在仆人们中间安排一位管家，看管仆人的任务自然落在这个管家的身上。这位管家需要确保仆人们辛勤劳动，以便实现为主人带来所渴望的快乐这一目的，这正是主人——这个接受的愿望——的接受的愿望。 如果其中有一位仆人缺席了，那么与那位仆人相关联的快乐也就相应缺失了。例如，如果某人天生是一个聋子，他或她就无法欣赏音乐带来的快乐。如果某人嗅觉不灵敏，那么他或她将无法闻到香水的芳香。 然而，一个人的头脑（仆人们的监督者），就像是监管所有工人的工头，如果他走失了，整个业务都得垮掉，这个主人必将遭受损失。倘若有个人经营着一大笔生意，手下雇了许多员工，然而他却缺少一位好的主管，那么他的生意可能会赔本而非赚钱。 然而，即便没有经理（理智），老板（这个接受的愿望）仍然会在那里。即使这个经理去世了，这个老板依然活着。这两者毫不相干。” 这表明如果我们想战胜这个接受的愿望，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我们就首先必须征服它的“仆人的主管”——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理智。由此可见，“信念高于理智”意味着信念——指的是变得和创造者等同——应该高于（重要性大于）理智——我们的利己主义。 借助这种方式来达到目的的途径是双重的：在个人层面上，它靠创建一个学习团队，一个朋友圈，营造一种弘扬精神价值的社会环境；而在集体层面上，它要求全社会都学会去弘扬利他主义的价值观。            

我们人生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由这个快乐与痛苦的运转法则决定的：我们逃避痛苦，追求快乐。我们为获得快乐所必须付出的劳动越少，我们就感觉越好。 这种快乐与痛苦的法则听命于接受的愿望，而且这个接受的愿望支配着我们的所有的所作所为，因为它就是我们的本质。因此，当我们觉得我们是自由的生物时，我们的人生实际上是被利己主义所控制的两大缰绳——快乐与痛苦——束缚着的。  四大要素决定了我们是谁： 1. 根源，也被称为“第一物质”；        2. 根源中那些不变的特性；        3. 那些通过外部力量能够改变的特性； 4. 外部环境中的变化。 我们只能影响最后一个要素，但这个要素却能影响着其他所有的要素。 因此，我们能够选择去做什么样的人的唯一途径，就是借助于选择最后这一个要素，从而监测并改变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因为在最后一个要素中的变化影响着其他所有要素，所以通过改变它，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如果我们想让我们自己从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改变我们生存的外部环境，使其支持利他主义，摈弃利己主义。 而一旦我们从这个接受的愿望里解放出来，打破了这个利己主义的枷锁，我们就能走上精神世界的道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遵循“信念高于理智”的精神工作原理。 “信念”在卡巴拉科学中的含义为对创造者的完全感知。我们可以通过在我们的特性、我们的接受的愿望、意图及思想等方面变得像创造者一样，从而获得信仰。“理智”这个术语与我们的头脑有关，它是我们的利己主义的接受的愿望的“工头”。为了超越它，我们必须将“与创造者变得等同”这一价值，看得比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自私自利的快乐都更为重要、更为珍贵。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将借助卡巴拉著作及书籍或其他形式的媒体、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的学习团队及能向我们展示利他主义重要意义的老师，来提升创造者（利他主义）在我们心目中的重要性。在社会层面上，我们需要在社会中努力去弘扬推广利他主义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让自己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加愉快，才去接受这种利他主义的价值观，而应该本着让我们自己及我们的社会都等同于自然，也就是说与唯一的现实的法则——利他主义的法则、创造者相等同。这对变革的成功极为重要。 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或一个社会，将自己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时，我们的价值观将会渐渐演变为我们环境的价值观，从而非常自然、轻松、愉快地将我们的利己主义转变为利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