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巴拉并非起源于当今好莱坞风格的时尚噱头，这一点毫无秘密可言。实际上，卡巴拉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在卡巴拉出现时，人类要远比今天更加贴近自然。那时的人们和自然有种亲密无间的感觉，而且也积极地去培养同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 在时候，人们没有多少理由去脱离自然。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而疏远自己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其实，当时人类是自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主动加强同自然的紧密联系。 此外，那时人类对自然的了解还不足以让其自身感到安全；我们反而害怕自然的力量——它们作为一种高于我们自身力量的超级力量，迫使我们接近自然。 人们之所以亲近自然，一方面是由于惧怕它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渴望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确定究竟是什么或谁在支配它。 早期的人类无法像今天的我们这样能避开自然因素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人造”世界里躲避自然的风雨侵袭，可早期的人类却无法这样去做。而最为重要的是，一方面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另一方面又出于亲近自然的本能需求，许多人开始探寻自然为他们，也为我们全人类所安排的规划是什么。 探寻自然的那些先驱们想知道，自然是否确实有一个目标，假如有一个目标的话，那么人类在这个总体规划中的角色是什么呢？那些掌握了这一最高层面的知识的人，即深入了解到了自然的总体规划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卡巴拉学家”。 在那些先驱当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就是亚伯拉罕。当他发现了自然的总体规划时，他不仅对它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而且在第一时间将它传授给了别人。他认识到人类战胜恐惧、摆脱其悲惨境况的唯一方法，就是全面了解自然为人类所准备的规划是什么。而一旦亚伯拉罕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便不遗余力地将这个知识传播个任何渴望学习它的人们。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亚伯拉罕成为了第一位卡巴拉老师并带出了整个一代卡巴拉学老师，而他手下那些最优秀的学生们则成为下一代教授卡巴拉的老师，负责将从亚伯拉罕那儿所学到的知识，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卡巴拉学家将自然的总体规划的设计者称为“创造者”，而将这个规划本身称为创造的思想“Thought of Creation”。也就是说，当卡巴拉学家谈论自然或自然规律时，他们就是在谈论创造者，这一点相当重要。反之亦然，当卡巴拉学家谈论创造者时，他们也是在谈论自然或自然规律。这些术语是同义的。 —————————————————————————————       卡巴拉学家（Kabbalist）一词来源于希伯来单词Mekubal, 是“接受”的意思。卡巴拉的原始语言是希伯来语，一门主要由卡巴拉学家发展并供自己使用的语言。这是一种帮助他们就精神世界的事情相互沟通的特别语言。当然后来出版的许多卡巴拉书籍，虽然用的是其他语言，但书中的基本术语却一直沿用希伯来语。 ————————————————————————————— 对于卡巴拉学家来说，“创造者”这个词并不是指某种超自然的、具象的实体，而是指人类在追求更高层面的知识时应该要达到的下一阶段或状态。在希伯来语中，“创造者”的对应词语是Boreh，它包含两个单词：Bo（来）和Reh（看）。由此可见，“创造者”一词，指的是一种“体验精神世界”的个人邀请。

第一代卡巴拉学家们获得的这种知识，远不止只是帮助了他们认识到那些在所有事物的表象背后起作用的规律。借助这些知识，他们能够解释所有那些我们碰到的自然现象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老师，而且他们传授给我们的知识也自然地变成了古代与现代科学的基石。 或许在我们眼中，我们会认为卡巴拉学家们就是那些躲在昏暗烛光的密室中撰写神秘经文的隐士。确实，在20世纪末之前，卡巴拉确实一直被秘密地隐藏着。并且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种对卡巴拉的神秘感，引发了无数围绕它到底是什么的奇谈和传说。尽管大部分的传说都是错误的，但它们仍然令那些甚至最缜密的思想家们感到困惑。 莱布尼兹（德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微积分和数理逻辑的先驱，主要著作有《神正论》、《单子论》等），在谈及神秘现象如何影响卡巴拉时，就直言不讳地说道： “由于人们还缺乏一把打开卡巴拉的神秘大门的钥匙，他们对卡巴拉知识的渴求，最终沦落为五花八门的流言飞语和迷信，进而产生了一种与真正的卡巴拉风马牛不相及的庸俗的卡巴拉，以及假借魔法等名义杜撰的各种各样的幻想，当时许多书籍中充斥的就是这些内容。” 然而，卡巴拉并非总是神秘的。其实，第一代卡巴拉学家们对他们掌握的知识非常开放，而且积极将它充分利用在其社会中。很多时候，卡巴拉学家们都是他们国家的领袖。在所有这些领袖中，大卫王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卡巴拉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卡巴拉学家们这种在其社会中的积极参与，极大地帮助了他们同时代的学者们奠定了我们如今所了解的“西方哲学”的基石——后来演变为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在这方面，，德国人文主义者、古典学者，古代语言及传统的专家，约翰尼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在其著作《卡巴拉的艺术》中写到：“我的老师，哲学之父毕达哥拉斯，是从卡巴拉学家那儿结出了他的教义的……他是第一个将人们尚不知道的“卡巴拉”这个词语翻译为希腊语的“哲学”一词的人……卡巴拉不会让我们将生命浪费在尘世之中，而是将我们的思维提升到了知识的高度。” 其他路径 然而，哲学家毕竟不是卡巴拉学家。因为他们并没有研究过卡巴拉，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透彻掌握卡巴拉科学的深层知识。这样一来，本该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去发展和对待的知识，就被错误地发展和对待了。当卡巴拉知识传播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时，如果在当地当时碰巧没有卡巴拉学家的话，那么它便也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哲学，宗教和科学以及各种教义就是这些在不同道路上产生的结果。 就这样，人类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并且还在这些曲折的道路上摸索着。尽管西方哲学中揉进了卡巴拉知识的部分内容，但它最终却走上了一条方向完全不同的道路。从西方哲学衍生出了研究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科学——也就是我们依靠我们的五种感官感知世界的科学。但卡巴拉却是一门研究超越我们的自然感官能够感知到的范围之外的事物的科学。这个侧重点的改变，使得人类与卡巴拉学家们所掌握的原始知识的方向背道而驰。这种在前进方向上的变化，将人类引到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上，一直延伸到我们今天大家都在经历的世界。而由此引发的后果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里面进行探讨。 那些不得不问的大问题 大约2000年前，卡巴拉被隐藏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秘而不宣的科学。原因非常简单：人类还没有发展到对它有需求的阶段。从那时起，人类就一直忙于发展一神论宗教，稍后又将发展重点转移到科学上。宗教与科学之所以被创立，是因为人类有着用它们来回答自身碰到的那些最根本的问题的需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等等，换句话说，“我们为何来到这个世界？”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那些2000年来一直在起作用的东西已经无法再满足人类的需求了。那些宗教与科学为他们提供的答案已不再能够使他们感到满意。为了继续寻找有关人生目标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人开始向别处寻求答案。就这样他们转向了东方教义、占卜、巫术和神秘主义等等，当然有些人则再一次转向了卡巴拉。 由于卡巴拉正是为了回答这些根本问题而创立的，因此它提供的答案与他们正好息息相关。借助重新发展那些有关人生意义的古老答案，我们实际上在修补着当初由于背离卡巴拉、而亲近哲学，宗教和科学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痕。                  

大约5000年前，卡巴拉诞生于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古老的国度--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那时，美索不达米亚不仅是卡巴拉的诞生地，还是所有那些古老教义和神秘主义的诞生地。在那里，人们信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教义，而且经常同时遵循好几种教义。占星术（以观察天象来预卜人间事物的一种方术）、算命、数字命理学（根据出生日期等数字来解释人的性格或占卜祸福的）、魔法、巫术、符咒、邪恶之眼（一种迷信说法，此种眼光可使人倒霉或遭受伤害）——所有这些都在素有古代文明摇篮之称的美索不达米亚得以发展、兴盛。 只要人们对自己的信仰还感到满意，就不会有改变其信仰的需求。人们想知道什么会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平平安安，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方可过得更加舒适惬意。如果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他们大都不会去询问生命的起源，也不会去探求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谁或是什么创造了生命的法则等根本问题。 粗略看起来，这二者之间（生活幸福美满和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有很微小的差异。实际上，询问有关生命的问题，同探求那些塑造了生命的法则这个问题之间的差异，就像学会驾驶一辆汽车与学会制造一辆汽车之间的差异一样，它完全是一种不同层面的知识。 变化的发动机 接受的愿望并不会平白无故地从天而降。它们无意识地形成于我们的内心，而且只有当它们变成某些可以描绘的东西，比如“我想吃一张比萨饼”……的时候，它们才会从我们的内心浮现出来，变成我们追求的目标和需求。在此之前，我们要么感觉不到接受的愿望的存在，要么至多感到通常意义的某种不安。我们都体验过那种渴望某件东西，但却并不十分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的感觉。好了，它就是一种尚未成熟的接受的愿望。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说过：“需要是发明之母”，他这句话很正确。同样，卡巴拉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能够学会任何一项技能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是要想去学习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当我们想要某件东西时，我们就会去做能够获得它所需要去做的事情。我们会挤出时间，积聚能量，培养相关的必要技能。事实证明变化的动力就是接受的愿望。 我们内心接受的愿望的演变方式，既定义又设计也谱写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随着人类接受的愿望的演化发展，它们促使人们研究其所处的环境，以便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接受的愿望。与矿物、植物和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在一刻不停地进化演变着。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接受的愿望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变得越来越强烈。 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 这个变化的发动机——也就是接受的愿望——是由可以在数字上被划分为从0到4共五个水平的接受的愿望所构成。卡巴拉将这个发动机称为“一种接受快乐的愿望（俗称欲望）”，或者简单称其为“接受的愿望”。当卡巴拉在大约5000年前首次出现时，这个“接受的愿望”处于数字0代表的水平。时至今日，你可能已经猜到，我们的这个“接受的愿望”已处于数字4代表的层次——也就是已处于接受的愿望的最强烈的阶段上。 然而，在早些时候，当这个“接受的愿望”还处于0的水平时，由于这个接受的愿望不够强烈，它还无法将我们同自然分离，也不会使我们人类之间彼此互相分离。在时候，与自然融为一体——今天我们许多人又开始花大把的钱在冥想课堂上试图重新学习它的方式（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尽管结局并不总是成功的）——则是一种生活的自然方式。其实，那时人们也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方式存在。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能够脱离自然，更不用说在他们内心产生那样的接受的愿望了。 实际上，在那些日子里，人类与自然的沟通及人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是那样地顺畅，以至于语言并非成为必需；相反，人们靠思想就能沟通，这非常类似现在的心灵感应（Telepathy）。那是一个团结的年代，全人类就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一样。 然而，仍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文明的发源地、这个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接受的愿望开始变得日渐强烈，他们开始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人们开始想改变自然并为自己的私利所用。他们不再想让自己适应自然，而是开始想要改变自然，让其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与自然开始分离，愈加疏远自然，也疏远自己的同胞。时间到了已经过去了许多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发现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事实已经在证明它其实就是行不通。 自然地，随着人们开始将他们自己置于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对立面，他们也不再将他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也不再将自然当作是自己的家园。就这样仇恨取代了关爱，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疏远。 结果，古时的单一民族就这样分裂了。它首先分裂为两大集团，一个向西发展，一个向东扩张。这两大集团在历史的长河中继续分裂和分化，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众多的国家和民族。 这种分裂的最明显的症状——这被《圣经》描述为“巴别塔的倒塌”——就是不同语言的产生。这些不同的语言将人们彼此分离，并制造出了各种困惑和障碍，引发了混淆、功能紊乱的状态。希伯来语用于表达混乱的词语为Bilbul，为了表达人们内心的这种困惑，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就获得了Babel（巴比伦）这个名称。 当这种困惑开始产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正好生活在巴比伦，他在帮助父亲制作一些小偶像，并在自家的商店里出售。由此不难看出，在素有古代纽约之称的巴比伦，各种思想鱼目混杂，生活在那儿的亚伯拉罕对此有切身的体验。这种困惑也解释了亚伯拉罕为何要执著地求索，他的发现引导他最后发现了自然规律：也就是“谁是在控制着这一切？”当他认识到这种困惑与分离的产生是有其目的的时候，他很快将自己的这些发现传授给那些愿意倾听的人们。 自从产生了分裂——当我们的这个接受的愿望从0的水平提升到1的水平时——我们与自然之间就一直在对抗着。我们不但没有去改正这个日渐滋长的自我主义，从而让自己与自然融合，也就是说，让自己与创造者融合；我们反而去制造了一道机械的、技术的屏障，将我们与自然隔离开来。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初衷，就是想要让我们的生存脱离自然因素的影响。然而，结果表明，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实际上一直是在企图控制创造者并试图座上驾驶员的位置。    

人类的这种利己主义的水平一直在不断地增长着，可每增长一次，我们就离自然（创造者）越来越远。在卡巴拉中，距离不是用公里或米等来测算的；它是用品质来衡量的，创造者的品质是完美的、团结的和给予的品质，但只有当我们具备了和它相同的品质时，我们才能够感觉到它。如果你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么你根本无法与利他的和完整的创造者相连接。这就像我们试图看清与自己背靠背站着的另外一个人一样。 正是由于我们这种与创造者背靠背站立的状态，并且由于我们仍然想控制他，显然，我们越是企图那样去做，我们感到的挫折感就越强烈。当然，我们无法控制某些我们看不到的甚至感觉不到的事物。这种接受的愿望永远不可能实现，除非我们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相反的方向去察看，才能够发现创造者。 许多人已经开始厌烦那些技术至今未兑现的要给我们带来财富、健康和最重要的，一个安全的未来的承诺。今天，能获得所有这一切的人寥寥无几，而且甚至连他们也无法肯定到了明天自己依然还能不能拥有这一切。但是这样一种状态的好处就是迫使我们去重新检查一下我们的前进方向，并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否一直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呢？” 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场全面的危机和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率地承认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就是一条死胡同。如果我们不是通过选择技术来让自己脱离自然的话，我们应该已经将我们自己的利己主义改正为了利他主义；并且因此已经和自然融合为一了。 在卡巴拉中，用来表述这种转变的术语为Tikun (改正)。要想认识到我们与创造者的相互对立，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5000年前发生在我们（人类）之间的那次分裂。这被称为“对邪恶的认知”。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它却是迈向真正健康和幸福的第一步。 全球危机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从美索不达米亚分裂出来的这两大集团在过去的5000年里，分裂演变成了由很多不同的民族构成的文明。在这两个原始的集团中，一个变成了我们所称的“西方文明”，而另一个则成了所谓的“东方文明”。 这两大文明之间的矛盾在第一次分裂时就开始恶化，而如今日益恶化的冲突则反映出这种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其巅峰。5000年前，一个单一的民族因为利己主义的滋长而分裂，这个民族的民众之间也因此分裂开来。现在到了这个“民族”……也就是人类——重新统一，再次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的时候了。我们仍然处在在很多前所出现的分裂点上，只是如今我们更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根据卡巴拉智慧，这种文化冲突及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曾经盛极一时的这个神秘的教义的重新出现，标志着人类要重新团结为一种新文明的开始。今天，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到我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我们必须重建在分裂之前所处的那种状态。通过重建一个团结的人类社会，我们还将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联系，与创造者的联系。 利己主义是一个僵局 （死胡同） 在神秘主义盛行期间，卡巴拉的智慧被开发出来，它让人们了解到有关利己主义逐步按阶段增长的知识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卡巴拉学家们教导我们说，宇宙间存在的万事万物都由一个渴求满足自己的接受的愿望所造就。 然而，如果接受的愿望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就无法以其自然的形式被实现。这是因为当我们满足一种接受的愿望时，我们就消灭了它；而如果我们消灭了对某件事物的接受的愿望，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再从这件事物中获得乐趣。 比如，你不妨考虑一下自己最喜爱吃的食物。现在想象着你自己来到了一个美妙的餐厅，舒适地坐在餐桌前，这时一位满脸笑容的服务员为你端来一盘盖着盖子的佳肴，并将它放在你的面前，随后将盘上的盖子拿掉。啊！多么熟悉的美味！你自己还没有享受吧？可你的身体已经开始享用它了！你在头脑中想象着美味佳肴时，你的体内就开始分泌胃液了。 然而，就在你开始吃的那一刻，这种快乐就开始减弱。你吃得越饱，你从吃中得到的快乐就越少。最终，当你酒足饭饱时，你就无法再享用食物了，于是你停止进餐。你之所以不再吃了，不是因为你吃饱了，而是因为你的胃在吃饱之后，你就感觉不到任何快乐了。这就是陷入了利己主义的僵局——也就是说，当你拥有了你自己所渴望的东西，那么你就不再想要它了。 由此可见，由于我们没有快乐就无法继续生存，因而我们必须去继续寻求新的、更大的快乐。我们通过培养新的接受的愿望来实现这一点，而这些新的接受的愿望同样也不会得到完全满足。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很明显，我们想得到的越多，我们就会在得到满足后感到越空虚。我们越感到空虚，就越会感到迷惑不解。 而且由于我们的接受的愿望目前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接受的愿望水平上，我们便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乏满足感，即使我们明显比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拥有的物质财富要多得多。一方面，我们拥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们正日益变得越来越不满足。这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正是我们如今所经历的危机的实质之所在。我们变得越自私自利，我们就越感到空虚，而它引发的危机则会越严重。      

最初，所有的人都是内在地相互连接的。我们感觉到并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单一的人类，而自然也恰恰正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这种“集体的”人类，被称为“亚当(Adam)”，源于希伯来文的Domeh (相似的)，意思是指与创造者相似，创造者也是统一的、完整的。然而，尽管人类在当初全都是一，但随着我们利己主义的滋生，我们渐渐丧失了这种团结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得越来越大。 卡巴拉著作中写道，自然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的利己主义不断滋长，直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我们彼此之间已经疏远，甚至互相憎恨。这个计划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感觉到人类就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整体，随后受自私自利的影响而分裂为一个个相互疏远和憎恨的人。只有到了那时，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与创造者正好完全型对立，我们是完全自私自利的人。 而且，这是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利己主义本性是消极、无法满足、毫无希望可言的唯一途径。正如我们前面所讲，我们的利己主义使我们彼此之间分离，也将我们与自然分离。而为了改变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这样做能够促使我们渴望变革，靠着自身的努力去寻求一条将自己转变为利他主义者的道路，重新建立与全人类的联系，也建立与自然——创造者——的联系。毕竟，我们已经说过接受的愿望就是变化的发动机。 卡巴拉学家耶胡达·阿斯拉格写道，正是最高之光进入和离开这个接受的愿望的过程，使得这个容器（接受的愿望）变得适合完成其使命——变成利他的接受的愿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感觉到与创造者的团结，那么我们必须首先与其连接在一起，然后去体验这种连接的丧失。在体验过这两种状态之后，我们将能做出一个有意识的抉择，而这种意识是真正团结的必需。 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比作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真实体验：当他还是一个婴儿时，他感到与自己的父母密不可分；当他成长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就具有了一种反叛精神；而最终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时，便懂得了正确对待其父母对他的养育之恩。 实际上，利他主义并不是一种选择。表面看来，好像我们能够在“是做一个自私自利之人，还是做一个利他之人”之间进行选择。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检验一下自然，就会发现利他主义是自然的最根本的规律。例如，身体中的每个细胞天性上讲都是自私的。但为了生存，它们必须为了整个身体的健康着想，从而别无选择地摈弃它们的自私自利的个体倾向。而每个细胞为此得到的回报，就是它不仅能体验到它自身的存在，而且还会体验到整个身体带给它的生命。 我们相互之间也必须培养这种相类似的关系。然后，我们彼此之间团结得越紧密，我们就越能够感到亚当的永恒存在，而不是感觉到我们这种转瞬即逝的物质存在。 尤其在今天，利他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生存下去的必需。我们之间的密切相连，相互依靠性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依赖对利他主义做出了一种全新的非常准确的定义：任何一种行为或意图，只要是源于将人类融入一个单一的共同体的需求，都可被视为是利他主义的。反之，任何一种行为或意图，只要它不是关注人类的团结统一，就是利己主义的。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一切痛苦的根源，都在于我们与自然的相背离。自然界的其他所有存在层面——矿物层面、植物层面及动物层面——都本能地遵循着这种自然的利他主义法则，只有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界利他行为相反，与创造者相反。 此外，我们看到围绕着我们自己周围的那些悲伤与痛苦，并不只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自然界的所有其他部分也都会因为我们的错误行为而遭受着苦难。如果自然界的每个部分都本能地遵从自然法则，而且如果只有人类不去遵守自然法则的话，那么人类就成了整个大自然中唯一的破坏因素。倘若我们能够改正自己，即从利己主义转变到利他主义的话，那么其他一切自然部分也会得到相应改正，这个世界发生的生态恶化、饥荒、战争和其他社会问题也会同样得以解决。 增强的感知 利他主义能给我们带来一种特别的回报，当我们从利己主义转变为利他主义时，看起来我们只是做出了将别人的利益放在我们自己的利益之前这样一个改变，可实际上这个改变却能让我们自身受益。当我们开始考虑别人时，我们便与他们相整合，而他们也整合于我们。 不妨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它：今天全世界生活着大约65亿人。假如你不是靠着自己的两只手、两条腿和一个大脑去控制他们，而是让130亿只手、130亿条腿和65亿个大脑去控制他们的话，情况又该如何呢？这话听起来让人有点困惑吗？实际上不会，这是因为所有那些头脑都会像一个单一的头脑一样运作，那么多只手也都会像一双手一样工作。全人类就像一个躯体那样在发挥作用，这具躯体的能力将被提升65亿倍。 且慢，我们得到的回报还不止这些，任何一个坚持利他主义的人除了可以成为超人之外，还会收到所有人都最梦寐以求的礼物：全知全觉，或者完全的记忆与完全的知道。由于利他是创造者的本性，因此获得了它就意味着我们也具备了创造者的本性，我们开始像它那样去思想。我们开始知道一切事情为何会发生，应该何时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想让它产生不同的结果的话，应该做些什么。在卡巴拉中，这种状态被称为“形式等同”，而这正是创造的目的。 这种被提升了的感知状态，这种形式同等的状态，就是当初我们为何要被创造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最初我们以一个单一的统一体被创造，而随后又经过破碎——以便我们能够重新团结。在这种重新团结的过程中，我们将懂得自然为何会以它那种方式行事，而且会变得像创造了它的自然的思想一样聪明。 当我们与自然结合时，我们就会感到像自然那样永恒和完美。在那样的一种状态中，即便我们的肉体死亡了，我们仍将感觉到自己继续存在于永恒的自然中，物质层面上的生与死将不再对我们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以前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感知将被一种全面的利他主义的感知所取代，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将变为整个自然的生命。 时间就在现在 在大约2000年之前被写就的素有卡巴拉的《圣经》之称的《光辉之书》声称到20世纪末，人类的这种利己主义将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想得到的越多，我们就越感到空虚。鉴于此，到了20世纪末期，人类一直在经历着最为严重的空虚状态。《光辉之书》中还写到，当这种空虚被感知到时，人类将需要一种治愈它的手段，并借助这种手段让人类获得满足感，随后《光辉之书》告诉我们，将卡巴拉智慧作为一种通过与自然变得相类似的方法来获得满足的智慧，介绍给全人类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个获得真正满足的过程，也就是希伯来语中所说的Tikun（改正），不会立即实现，而且每个人也不可能同步完成这一过程。如果要使这个Tikun发生的话，那么人类就必须首先想要让它发生。它是一个从人们自己的愿望中演变出来的过程。 当人们感知到他或她的利己主义的本质是一切邪恶的根源的时候，这种改过自新的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强烈的经验过程，但它却总是会让人想要去变革，想从利己主义转变为利他主义。 正如我们前面所言的，创造者把我们作为一个单一的团结的创造物来对待。我们曾自私自利地企图去实现我们的目标，可如今我们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只有靠集体的努力和利他主义才能得以解决。我们越多地意识到我们的这种自私自利和其邪恶，我们就越渴望利用卡巴拉智慧提供的方法来将我们的本性从利己主义转变为利他主义。当卡巴拉刚刚出现时，我们没能这么去做，但我们现在却能这么去做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自己需要它！ 过去5000年的人类进化的历史就是不断尝试各种方法和发展道路的过程，在其中我们检验各种方法所带来的快乐，如果对一种方法感到失望时，就摒弃它并去寻求另外一种新的方法。我们采用了一个接一个的方法，尝试了我们的头脑能够想到的所有方法，但至今位置还没有找到一个能让我们感到更加幸福的方法或发展道路。 而现在卡巴拉智慧又重新出现了，其目标就是改正这个处于最高水平的利己主义，我们就不必再踏上那条通向幻灭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卡巴拉来改正我们最严重的利己主义，其他问题也便会迎刃而解，并且在这个改正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满足、欢欣鼓舞。              

卡巴拉智慧（也就是接受快乐的智慧）是在大约5000年前，当人类开始探索他们存在的目的时最早出现的。那些了解了宇宙创造的秘密和生命存在的意义的人们被称为“卡巴拉学家”，他们知道生命的目的和意义的答案是什么，知道人类在宇宙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但在那些日子里，大多数人的接受的愿望还太小，以至于没有足够的驱动力去寻求卡巴拉知识。因此，当卡巴拉学家们看到人类的进化还没有发展到需要卡巴拉智慧的阶段时，他们便将它隐藏起来，并在暗中等待着人类都需要并乐意接受它的时刻的到来。与此同时，人类开辟了我们所熟知的诸如宗教与科学的发展渠道一直到今天。 时至今日，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觉到宗教与科学并不能解答人生最深层次的问题时，他们便开始从别处寻求答案，这就到了卡巴拉隐藏着并一直在等待着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卡巴拉会重新兴起的原因——卡巴拉就是为了解答人类存在的目的而准备的。 卡巴拉智慧告诉我们，自然——创造者的同义词——是完整的、利他的、和谐一体的。它还告诉我们，人类不仅要了解自然法则，而且必须将自然启示给我们的生存法则变为我们日常要去遵循的生存之道。 卡巴拉智慧还告诉我们，这样做我们不仅能与自然相等同，而且还会懂得隐藏在大自然也就是创造者背后的思想——创造的总体规划。卡巴拉最后声称，靠着了解自然的总体规划，我们将变得最终等同于这个总体规划的制定者­——创造者。而这就是创造的终极目标——让被创造物——人类变得与创造者相同。